穆斯林們今日手中所拿的《古蘭經》與學者們所知的《古蘭經》最早期手稿是不同的文本。《古蘭經》的書面抄本或muṣḥaf甚至在其第一世紀就經歷了戲劇性的改變。 以前，穆斯林們經常作出宣稱說今日的《古蘭經》與它當初被寫下時是一模一樣的。 然而，穆斯林們在多大程度上按手稿證據來衡量此宣稱呢？

《古蘭經》的“原著”據知並不存在。今日學術型學者們所知的《古蘭經》最早期的手稿本身是抄本。 若哈里發奧斯曼分發《古蘭經》抄本給阿拉伯帝國諸城的聖訓故事屬實，那麼根據學者們，這些“地區性抄本”沒有一個存留到今日。 縱然穆斯林們時常宣稱說《古蘭經》的存在可追溯到奧斯曼的年代，史學家們卻對任何的這些手稿無法信服，“其中有些顯示出拙劣仿造的跡象”。 學者們解釋說，即使發現一個或更多這些抄本，就親筆文本形式的嚴格意義而言它仍不會是“原著”。 若該聖訓故事屬實，這也意味著不可能藉著文本批判學來“恢復”原著，因為根據該故事，奧斯曼自己主動銷毀所有對立的“權威性文本形式”。

最通曉《古蘭經》文本史的學術型學者們寫道，完全標點和母音化的文本用了大約300年來發展。 《古蘭經》最早期手稿的阿拉伯文字是不全和“殘缺”的，少了長母音和短母音，也極罕見地 – 以及不一致地 – 提供變音點號來區別有相同基本形狀的輔音。 阿拉伯語拼寫法用了超過兩個世紀來發展。伊曆4世紀時伊本 • 穆賈希德（卒於936年）將輔音性文本能被母音化的方法限為七種，縱然可行的方法還有許多。 受認可的讀法從七種增加到較後的十四種。開羅的愛資哈爾教長們（shaykhs）只從那十四種讀法當中選出一種，作為今日大多數穆斯林使用的《古蘭經》文本的基準。

今日大多數穆斯林所使用的全標點和母音化之《古蘭經》，因此與當初所寫下的文本不同。它其實是最早期手稿的一個編輯版本，為了保存一種特定讀法而標點和母音化。

親愛的穆斯林朋友，本章中所報導的學術論文不是寫來冒犯你的。這些不過是事實，就如世上一些最好學者所描述的那樣。 提出關於《古蘭經》手稿的這些嚴肅問題，卻是要幫助我們就《聖經》和《古蘭經》的內容對話。只要把《聖經》描述成滿有疑問 – 如《論證真理》所行的 – 而同時把《古蘭經》呈現作毫無疑問，便會使我們避免閱讀兩經和進入我們需要的理性對話。實際上，《古蘭經》面對了人們就《聖經》手稿所提出的同樣問題。一些問題原來是《古蘭經》所獨有的，如下文所顯示的。直接陳列出事實將兩經放在一個平等的競技場上，並開路使我們能“一起閱讀和論理”。

1. 7世紀的阿拉伯文字

7世紀 即穆斯林相信《古蘭經》文本被確立之時，阿拉伯語的書寫體系仍處於其發展的早期階段。古文書學和拼寫法的學者們將7世紀的阿拉伯文字描述為一種scriptio defectiva。 對於阿拉伯文字的這個描述不是一種道德上的論斷。它是一個術語，以表明該文字本身未足於成熟到能用書寫真正保存阿拉伯語的所有發音。

例如，今日學者們所知的《古蘭經》最早期手稿，一般上缺少變音點號來將有相同形狀的輔音區別出來。在阿拉伯字中央，被學者們稱為“牙”的尖形可以是五種不同輔音中的任何一種，視那些點號置於該尖形的上方或下方而定。沒有點號，該形狀就不具任何特定的意義。該形狀上方有一個點號便成了一個“n”（ﻥ）；有兩個點號便成了一個“t”（ﺕ）；有三個點號便成了一個“th”（ﺙ）；下方有一個點號便成了一個“b”（ﺐ）；有兩個點號便成了一個“y”（ﻱ）。還有其他幾組輔音，是以點號來區別的。重音“h”（ﺡ）的形狀沒有點號；在上方加一個點號該形狀便成了一個“kh”（ﺥ）；在下方加一個點號該形狀便成了一個“j”（ﺝ）。同樣的，在形狀上方加一個點號，一個“d”（ﺪ）就變成一個“dh”（ﺬ）；一個“r”（ﺮ）就變成一個“z”（ﺰ）；一個“ṣ”（ﺺ）就變成一個“ḍ”（ﺾ）；一個“ṭ”（ﻂ）就變成一個“ẓ”（ﻆ）；而一個“ayn”（ﻉ）就變成一個“ghayn”（ﻍ）。當“s”（ﺲ）的形狀有三個點號在上方，就成了一個“sh”（ﺵ）。字母“f”和 “q”有大致相同的形狀，除了在上方“f” 有一個點號（ﻒ）而“q” 有兩個（ﻖ）。

今日閱讀阿拉伯文的人需要變音點號來知道所用的輔音是甚麼。然而，《古蘭經》最早期手稿一般上缺少變音點號，有些還完全沒有點號。其他手稿只是不一致地提供點號，而一些早期的標點體系也彼此不同。除了少了變音點號來標示輔音，《古蘭經》最早期手稿還少了hamza、sukūn和疊音tashdīd，而且時常欠缺alif等長母音。學者們為此說7世紀的阿拉伯文字是“殘缺的”。

據弗朗索瓦 • 圖盧茲教授說，7世紀阿拉伯文字上的含糊為《古蘭經》的文本史帶來了影響。 “所見於希賈茲字體手稿中的種種缺陷，意味著其實並不可能透過文字充分保存《古蘭經》，縱然相傳哈里發奧斯曼在決定記載啟示時確有此意。” 圖盧茲博士進一步突出手稿證據和關於奧斯曼動機的傳統故事之間所存在的偏差。

該時期的手稿變音符很少又無短元音符或正音符，根本無法提供解決方案。按此事件的古典記載，這位元哈里發據說一直都在尋找該方案。這些手稿中所發現額外異文和正典列項的審核顯示，其輔音骨架（rasm）本身尚未變成我們後來所知的形狀。

這個判定並非來自一個在神學上對伊斯蘭教的否決，而是來自一個學術權威在物證上對阿拉伯語手稿的合理考查。

《古蘭經》最早期手稿中輔音不確定的這種難題，《聖經》手稿並沒有。《死海古卷》中的希伯來文字確實少了母音的額外標號。但所有輔音都擁有其本身分明的形狀 – 除了一種情況：“shīn” 有一個點號（שׁ）在右方，而“sīn”（שׂ）的則在左方。還有，《托拉》最早期的手稿和其餘的希伯來文聖經中已有了長母音“aleph”（א）、“yōd”（י）和“waw”（ן）。至於希臘語，希臘文字的所有輔音和母音在1世紀時已輪廓分明（例如，希臘語悔改一字是metanoia，μετανοία，《馬太福音》3：8），且被用以撰寫《福音書》和《新約聖經》的其餘部份。

既然《古蘭經》最早期手稿中的許多字的輔音沒有被明確標出來，穆斯林學者們需要判斷這些是甚麼字。這是對文本作出改動和添加的一種人為過程。必須注意的是，《古蘭經》最早期手稿中的許多含糊輔音顯示了一種獨特的異本 – 一種含蓄非書面的潛在變體 – 出現在《古蘭經》公認文本（textus receptus）即輔音性文本被定型之前。

1. 早期傳述中的流動性

既然《古蘭經》最早期手稿中的阿拉伯文字少了許多使經文明確的元素，穆斯林學者們需要一些時間來整理出所有的細節。今日《古蘭經》手稿的學術型學者們著文說，阿拉伯語的書寫體系用了至少300年來充分發展。穆斯林學者們須作出定奪的，不僅是能更改每個字含義的短母音，還有需至少一個點號來定型的每個詞根輔音之特性。

出現於《古蘭經》現代印本中的變音點號、長母音、母音化用的標號（短母音）以及其他音標，是穆斯林學者們在伊斯蘭教創始後的300年期間添入的。這些點號、標號和字母並不是最早期手稿的一部份。它們需要被添入。這表示文本有更改。穆斯林學者們需要判斷哪裡會是更改和添加之處。不是所有從事這項工程的穆斯林學者都彼此意見相合。

圖盧茲博士在《古蘭經》最早期手稿中發現證據，證明了這些手稿被撰寫時尚未定稿。“所發現於早期抄本中的文本可能…反映了伊曆2世紀/公元8世紀和伊曆3世紀/公元9世紀的學者們動工之前《古蘭經》傳述的光景，即文本依然有點流動”。 圖盧茲博士評論到《巴黎-聖彼德堡抄本》（Parisino-petropolitanis codex）是否能在各方面與他所謂“奧斯曼版”、後來被稱為標準文本的抄本看齊。“一旦比較此時期的其他見證，便能看出該文本當時未完全關閉、‘奧斯曼版’的傳述仍同步進展。”。

關於早期手稿中輔音性文本的精準定型，圖盧茲教授也指出一個奇怪的含糊之處。他寫道，繕寫者通常不“在他們可能會使文本變得更易於閱讀的地方”使用變音符。 有些穆斯林資料主張說，變音符對文本的清晰可靠是至關重要的。 穆斯林們在報導哈加吉 • 伊本 • 優素福較後添入變音符的工程時，便洩露出這種關切。若早期的繕寫者們做得到，為何不明確標出成問題的輔音呢？圖盧茲博士把這個情況描述為“對具手稿佐證的變音符相對地缺乏關切”， 並將其引證來否定傳統故事的史實性，說哈里發奧斯曼沒有在穆斯林軍隊之間解決《古蘭經》不同讀法上的問題。

穆斯林們認為是出自奧斯曼的《古蘭經》文本之統一性和不變性，“沒有被大多數尚存的最古老抄本呈現出來”。 那麼，穆斯林們何時同意將一個版本的輔音骨架當作《古蘭經》的標準文本呢？格羅寧根大學教授弗雷德瑞克 • 利姆候斯寫道，早期的經注顯示穆斯林們在伊曆2世紀的後半葉期間，將他們認為是出自奧斯曼的輔音性文本確立為公認文本（textus receptus）。

1. 沒有奧斯曼版手稿

學術型學者們迄今所發現的《古蘭經》手稿，未能聯繫到關於哈里發奧斯曼彙編《古蘭經》的穆斯林聖訓。穆斯林們以往宣稱，奧斯曼版手稿存在於伊斯坦堡、塔什干（Tashkent）和撒馬爾罕（Samarkand）等地方。 穆斯林們所聯繫到奧斯曼故事的任何這些手稿，卻無法令《古蘭經》手稿的學者們信服其真實性。

近年最有趣的學術研究之一，乃是土耳其學者泰雅爾 • 奧迪古拉克對托普卡帕宮博物館（Topkapi Palace Museum）中的《古蘭經》手稿所進行的考查。穆斯林們在非常近期之前，一直相信此手稿出自奧斯曼。 在其有手稿真跡之相片一同發表的廣泛研究中，奧迪古拉克博士作結論說該手稿事實上不能追溯到7世紀中葉。

奧迪古拉克博士提出一些理由，說明他為何相信著名的托普卡帕手稿不可能與奧斯曼有關。 他寫道，既然穆斯林資料都認為所謂的奧斯曼抄本沒有母音的變音點號或標號，托普卡帕手稿中的變音符（儘管用得不多和不一致）必是反映了文本中較後的發展。 奧迪古拉克博士發現，該手稿並沒有顯示出ʿalā、ḥattā和ṣirāṭ等字的“拼字準則”；而且它含有繕寫者們的許多失誤。“看樣子…托普卡帕抄本不管被抄寫還是被其中一名誦經的宗教司（imām）使用之後，都沒被審閱過”。 該手稿也含有終結經文和劃分蘇拉的標記，但奧迪古拉克博士相信它們不是所謂奧斯曼抄本的一部份。

學者們把最早期的《古蘭經》足本之年代鑒定為伊曆3或4世紀。 沒有《古蘭經》的足本可追溯到伊斯蘭教最初的兩個世紀。 根據文體，有些殘片的年代能被暫定為伊曆1世紀的後半葉。 但學者們對其鑒定年代並不存有共識。“《古蘭經》可以清楚被辨識的文本樣品，不曾有一個是在毫無異議下受到確立或認可的”。 該證據的殘片本質，使學者們無法知道最早期手稿所體現的《古蘭經》是否與所成為標準文本的相同。 有些學者們認為碳年代測定法（carbon dating）可用來鑒定《古蘭經》早期手稿的年代， 但最近奧迪古拉克博士已評述了此方法的不可靠性。

1. 手稿中的異文

第五段落將探討異讀 – 就是藉著添入短母音、hamza、shadda、sukūn等等的文本標號，《古蘭經》輔音可以被母音化的不同方式。學術型學者們通常將《古蘭經》文本的rasm或ductus稱為“輔音骨架”，此段落將討論該骨架本身中的手稿異文。

在《古蘭經》最早期的手稿中，文本中的輔音沒有被明確標出來，因為阿拉伯語的書寫體系仍處於其發展的早期階段。將相同形狀標成不同輔音的變音點號不是從缺，便是零星地出現，或是按不同體系出現。例如，五位抄寫早期《巴黎-聖彼德堡抄本》的人在提供輔音的變音符上便不一致，而且在標示短母音或正音符上全無體系。“這一切再加上殘缺的文字（scriptio defectiva），為讀法開啟了多種可能性。有時要將此讀法而非彼讀法記住，以及確認繕寫者所遵循的是此讀法，是相當困難的。” 換句話說，輔音性文本中的異文隱藏在其文字本身的含糊下。

例如，穆斯林傳統資料和學術研究都提到了未完成式動詞開端的輔音tāʾ和yāʾ之間的混淆。兩者沒加點號時形狀是相同的。有兩個點號在上方，字母便成了一個tāʾ；有兩個點號在下方，字母便成了一個yāʾ。但若沒點號，該輔音是甚麼呢？這個難題不但蘇尤迪提到， 聖訓中也有指示，“當你們爭論是時，就寫成yāʾ吧！” 查考最早期手稿的學術型學者們亦注意到其含糊。 這種差異並非是微不足道的：加上首碼tāʾ，該未完成式動詞指的是陰性第三人稱（ “她” ）或是第二人稱（ “你” ）；而加上首碼yāʾ，該動詞指的是陽性第三人稱（ “他” 或 “他們” ）。

除了動詞性首碼tāʾ和yāʾ之外，變音符的從缺也引起其他許多問題。圖盧茲博士寫道，“在一個字中，一組未標號的字母能擁有五個甚至六個不同的意思。” 康奈爾大學的阿拉伯語教授曼特爾 • 尤尼斯示範了在《古蘭經》標準文本中改變四個字的變音點號如何能使一段出了名難解的章節即《古》100：1-5有了意義。 尤尼斯博士更進一步示範，若不加點號《古》79：1中單是nāziʿāt和gharqā兩字的其中之一便能產生五種不同的變化。 密西根大學的阿拉伯語教授詹姆斯 • 貝拉米也寫了一些研究論文，說失誤之所以進入《古蘭經》文本，可能是因為早期的誦讀者們讀錯了輔音的外形或繕寫者抄錯了。 他在首個字母上方添入一個點號將《古》2：58中謎一般的ḥiṭṭa校訂成khiṭa，便是一例。

除了《古蘭經》最早期的手稿中因缺少變音點號所造成的含糊輔音，還有ductus中因沒加點號所產生的異文。利姆候斯博士寫道，按關於讀法（qirāʾāt）的穆斯林資料，“異讀含有非奧斯曼版的rasm，其存在被視為是一個事實。” 早期手稿的學者們也注意到其輔音骨架中本身有許多異文。早期手稿中最常出現的異文之一，是許多字中所缺少的alif。這些字如今在標準開羅版本中都有了alif。例如，在一些最早期的手稿中，普通字眼qāla和qālū皆不含alif。圖盧茲博士詳細說明了《巴黎-聖彼德堡抄本》中qāla和其他四個字：ʿibād、ʿadhāb、āyāt及shayʾ 因缺少alif而致的殘缺拼寫。 他在文中說，繕寫者們甚至在qurʾān一字上的拼寫都不一致。

1. 藏在稿面下

早期穆斯林資料中有許多關於手稿異文的報導，但其一項弱點是這類手稿的證據過去未曾被發現 – 直到沒多久前。 這證據來自重寫本，即擦去原先字句以便為較後文本留白的文獻。該原先字句留下了學者們能夠偵察和謄寫的痕跡。

1972年所發現於沙那一間清真寺中的《古蘭經》手稿當中，有一份是稱為《沙那一號抄本》的重寫本。在此手稿上，第一個文本 – 學者們稱之為scriptio inferior – 已被擦去，其羊皮紙被重新使用來謄寫第二個文本。兩個文本都是《古蘭經》經文，但是第二個文本與第一個文本不同。

圖盧茲博士在其近期發表的研究論文《伍麥葉王朝時期的古蘭經》（Qur’āns of the Umayyads）中，為沙那重寫本的學術研究提供了一個概述。 在蘇拉的序列上以及在文本自身內，潛在的第一個文本顯示了其特質。 潛在文本的變音點號不是很多，所以“異文氾濫”。  沙那重寫本顯示了“其異文比起那些在其餘《古蘭經》手稿傳統中所發現的，大致上本質不同”。  與公認文本相比，也有遺漏和添加之處，包括《古》9：85的遺漏和《古》24：10的額外字句。

圖盧茲博士作結論說，“《沙那一號抄本》第一個文本被謄寫的時代所遵循的《古蘭經》文本，不同於奧斯曼版傳統以及伊本 • 馬斯烏德和烏百耶版《古蘭經》抄本。” 其他數位《古蘭經》手稿的學者都認同這個評述。也許是最熟悉該重寫本的學者伊莉莎白 • 普恩（Elizabeth Puin）稱之為 “另一部古蘭經” （ “ein ‘anderer Koran” ）。 貝赫南 • 薩德吉（Behnam Sadeghi）和莫赫森 • 高達爾茲（Mohsen Goudarzi）寫道，《沙那一號抄本》較底下的字句 “明顯落在標準文本的類型之外” 。 貝赫南 • 薩德吉和烏維 • 伯格曼（Uwe Bergmann）也同樣寫道，該重寫本屬於一種 “不同的文本傳統” ，跟被穆斯林認為是源自哈里發奧斯曼權下所編輯的《古蘭經》不同。

其他像《沙那一號抄本》的《古蘭經》重寫本或手稿也許會出現，以幫助學者們追溯《古蘭經》的早期歷史。艾巴 • 費德利在檢驗兩塊稱為“博納姆之物”和“福格之物”的《古蘭經》羊皮紙古殘片後，也發現與今日《古蘭經》標準化文本不同的地方：遺漏經文、異文、互異的字序、拼寫上的變體、異讀、錯誤和改正之處。

1. 異讀

《古蘭經》最早期手稿中除了因變音點號從缺或不一致而產生許多含糊輔音，最早期手稿也沒有標示短母音。伊斯蘭教最初三個世紀期間，穆斯林學者們需要判斷那會是甚麼母音並想出一個體系來標記它們，以便誦讀者們知道如何閱讀和朗誦《古蘭經》的字句。

在穆斯林聖訓中，“讀法”（誦讀《古蘭經》的不同方法）被譽為qirāʾāt。伊斯蘭教最早期的著作自由提到讀法的不同。例如，早期的《古蘭經》經注討論了多種異讀，“從格的字尾變化或動詞形態所致的簡單聲調變異，同義詞或近義詞，及至整個短語的添寫。” 一條有名的穆斯林聖訓宣稱，《古蘭經》是以七種aḥruf啟示的。 對許多穆斯林學者來說，這個詞語的意義與qirāʾāt一樣都是指 “異讀” 。

利姆候斯博士寫道，語法家法爾拉（卒於822年）和傳統主義者阿布德 • 拉扎克 • 撒納尼（ʿAbd al-Razzāq al-Sanʿānī，卒於827年）通常引證與伊本 • 馬斯烏德相關的異讀。 這些異文不只在rasm的種種可能標點和發音上走樣，有些還在被穆斯林認為是出自奧斯曼的那rasm上完全走樣。在法爾拉、阿布德 • 拉扎克和蘇菲安 • 陶里（Sufyān al-Thawrī，卒於778年）的經注中，沒有跡象顯示這些替代讀法不受認可。利姆候斯博士從此證據得出的結論是，伊曆2世紀時仍可自由討論具不同rasm的異讀。近80年前，亞瑟 • 傑佛瑞收集了多位穆斯林作家所引證的異讀；而據他們說這些都是早期的變體抄本，例如伊本 • 馬斯烏德、烏百耶 • 伊本 • 卡布和阿里的抄本。在穆斯林的注釋中，他發現記載了“相當多的古老異文，它們所體現的另一種輔音性文本之出處，已被正式稱為奧斯曼版文本。” 傑佛瑞博士列出了穆斯林們認為是出自15份古老抄本和13份次要抄本的異讀。

穆斯林帝國中所流傳的許多可能異讀受到限制，似乎是一個經歷數世紀的漸進過程。伊曆3世紀時，按著穆斯林所歸功於奧斯曼的成形輔音性文本，穆斯林學者們開始把異文限為是其中的可能變化。根據穆斯林資料，經伊本 • 穆賈希德（卒於936年）的介入、阿拔斯王朝高官伊本 • 穆格萊（卒於940年）的強制，伊曆4世紀時查禁了對立抄本，尤其是伊本 • 馬斯烏德廣為流傳的rasm。伊本 • 穆賈希德將合格讀法限定為七種，而他的首個準則是讀法必須合乎其中一個抄本 – 即根據穆斯林聖訓，奧斯曼所分派給五座城的抄本。利姆候斯博士認為，“阿拔斯之政權和伊本 • 穆賈希德之威信的結合”證明對確立七種正規讀法是相當有效的。

穆斯林學者們後來卻提出理由支持其他三種讀法，受認可後，再支持另四種讀法。所以受認可的讀法共十四種，每種都有兩次傳述或riwāyas。 

幾個世紀以來，異讀往往與它們傳統的發源地相關。直到今日，西非和西北非仍在使用一種稱為沃爾士（Warsh）的傳述變體。  “由於奧斯曼帝國採用了哈夫斯 • 本 • 阿綏姆讀法，統一的巨變於伊曆10世紀/公元16世紀來到。” 在帝國權下，此讀法變得普遍；埃及政府於1924年發行《古蘭經》一個版本時，也從十四種可能的讀法當中揀選哈夫斯 • 本 • 阿綏姆讀法。創作此《古蘭經》版本的愛資哈爾大學學者們使用了關於讀法和拼寫法的傳統穆斯林文獻，但 “哪怕他們曉得如何辨識最早期的書面見證，也不曾想過要去尋找。” 這種讀法結果便凌駕所有其他的讀法； “但除了開羅的愛資哈爾教長們，不曾有人正式認可它。”

1. 標準化的跡象

伊本 • 穆賈希德、伊本 • 穆格萊和七種公認讀法的確立，把標準化之主題引入了《古蘭經》文本史。伊斯蘭教最初幾個世紀的穆斯林資料報導了標準化《古蘭經》文本和淘汰異文的一些努力。根據該穆斯林資料，這些標準化的努力涉及政權、武力和銷毀手稿。不管這些故事是否真實，《古蘭經》手稿學者們今日所評述的最早期手稿中之證據，似乎顯示了標準化過程的跡象。

穆斯林最著名的《古蘭經》文本標準化之故事，當然就是布哈里《Ṣaḥīh》中論到哈里發奧斯曼在位期間下令搜集和編輯《古蘭經》的聖訓。根據該聖訓故事，奧斯曼的版本旨在解決穆斯林戰士們於征服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期間以不同方式誦讀《古蘭經》的難題。據布哈里說，奧斯曼在該版本完成後分派到各區一部抄本，並下令說含有部份《古蘭經》的每個薄片或抄本若形體不同便應當被燒掉。

然而，穆斯林資料中也報導了其他的標準化故事。伍麥葉王朝的哈里發阿卜杜 • 麥立克之治，與將阿拉伯語定為該穆斯林帝國的官方語言之改革有關。近期一些學術研究主張說，創作、分發和強制一個劃一的《古蘭經》文本是阿卜杜 • 麥立克促成的。 牛津大學的伊斯蘭史教授切斯 • 羅賓遜寫道，先前的哈里發不像阿卜杜 • 麥立克那樣有足夠的資源來嘗試製作出這麼一部校訂本並推行這個所形成的文本。 阿卜杜 • 麥立克在位時，其伊拉克總督是哈加吉 • 伊本 • 優素福。早期的穆斯林資料說，他領導一個改善《古蘭經》文本拼寫法的工程，在文本中添入種種符號使之更明確，其中有將同形輔音區別出來的變音點號、長音ā的alif以及該成分的編碼。根據穆斯林記載，這些抄本最終被分派到該帝國的各大城市。

這些穆斯林記載講述了伊曆1世紀期間《古蘭經》輔音性文本中的改變。伊本 • 穆賈希德和伊本 • 穆格萊的故事關乎所限定的可能讀法，這些讀法都根據被公認為標準的輔音性文本。伊本 • 穆賈希德勒令將合格的讀法限為七種，而伊本 • 穆格萊則下令懲治任何堅持朗誦其他讀法的人，伊本 • 馬斯烏德和烏百耶 • 伊本 • 卡布著名的讀法也不例外。穆斯林資料講述兩位飽學的穆斯林學者伊本 • 米薩穆（Ibn Miqsam）和伊本 • 沙納布德因違抗了哈里發的命令，於公元935年受審。伊本 • 沙納布德被處以鞭刑，據該資料說他接著公開宣佈放棄他對伊本 • 馬斯烏德讀法的擁護。 不管穆斯林資料中關於這些報導的真相是甚麼，其普遍主題是 – 政權涉及由上而下地強制推行《古蘭經》某個特定版本或某套特定讀法。穆斯林聖訓中並沒有提到學術界或司法界決定確立據信是奧斯曼和哈加吉所編的文本；相反的，這些文本僅是“受到當時最高的伊斯蘭政治當局批准。”

今日的學術型學者們正從手稿本身尋找標準化過程的物證。圖盧茲博士寫道，哈加吉故事中的一些步驟附和他在早期手稿中所觀察到的。他也指出統治者們干預文本的標準化：“[哈加吉之]舉的政治意味相當明顯，執政界的牽連可能也造就了抄本的啟用，讓抄本反映出王朝的強盛和它對宗教的委身。”

牛津大學的研究員凱斯 • 斯莫爾在查考了《古蘭經》一些最早期的手稿後，察覺到文本中的改正似乎呈現出一種模式。手稿中的許多改正把先前的字句刻意改到能讓它最終成為text receptus的文本。 斯莫爾博士發現67%的改正顯然是為了這個緣故而做的。他也察覺到《古蘭經》重寫本中的手稿異文種類繁多。斯莫爾博士作結論說，“手稿中和重寫本中的實際改正為異本的標準化和抑制提供了實質性的證據。”

圖盧茲博士在其研究中也發現了相同的趨勢。論到《巴黎-聖彼德堡抄本》和標準“開羅”文本之間的不同處，他在文中說“大多已為後人所塗抹和改正”。 他補充道，“和其他此類的手稿一樣，《巴黎-聖彼德堡抄本》經歷了一段相當長時間的校訂和改正，以致奧斯曼版rasm和正規異文（包括經節結尾）上的大多數出入都已被去除。”

1. 《古蘭經》的“原著”存在嗎？

《論證真理》的主要指控是原本的《托拉》和《福音書》已不復存在。 《論證真理》結合穆斯林的傳統論辯和19世紀初看似印證此指控的歐洲學術研究，進而作出此指控。《論證真理》在呈現《古蘭經》時卻無視既有的學術研究，只提出了穆斯林的傳統真理宣稱。在第12章中，《托拉》和《福音書》的原著已被論證。現在需要對穆斯林經書提出的學術性問題是：《古蘭經》的原著存在嗎？

根據穆斯林的傳統故事，哈里發奧斯曼銷毀了字句不合自己版本的《古蘭經》抄本。 穆斯林宣稱《古蘭經》文本於奧斯曼在位期間定型；在此方面，這個聖訓故事似乎有所幫助。在學術研究方面，《古蘭經》抄本毀於正典化之前卻意味著將不可能藉著文本批判學來確立《古蘭經》的“原著”。

《新約聖經》學者埃爾登 • J. 埃普的探討，有助於說明一部原創經書的特性。 埃普博士將文獻的“親筆文本形式”（autographic text-form，它離開作者書案時的形式）和“正典文本形式”（canonical text-form，它朝向或已經正典化時的形式）區別出來。為了使《新約聖經》和《古蘭經》之間的比較更具意義，斯莫爾博士附加了額外的特性：“權威性文本形式”（authoritative text-form），即“在當地地理上取得某種程度共識權威的一種文本形式”， 就如早期穆斯林資料認為是出自伊斯蘭教使者之同伴們的其中一個版本。到目前為止，《古蘭經》的親筆文本形式據知並不存在。 在這方面，它與希伯來文聖經和《新約聖經》是不相上下的。至今，《古蘭經》的權威性文本形式 – 例如可被認為是出自奧斯曼或伊本 • 馬斯烏德的抄本 – 據知並不存在。 學者們目前所能鑽研的《古蘭經》最早期形式，是早期編輯的一個正典文本形式之抄本。

因此，唯一能判斷《古蘭經》“原著”的方法就是透過文本批判學。文本批判需要大量和繁多的變體手稿。但根據穆斯林聖訓，奧斯曼時代的變體手稿已被銷毀，而伊本 • 馬斯烏德和烏百耶 • 伊本 • 卡布版本中的異讀也以懲罰要脅被查禁。那麼，藉著文本批判來確立《古蘭經》的“原著”可能嗎？

有趣的是在近期一篇關於《沙那一號抄本》的文章中，貝赫南 • 薩德吉主張學者們將該手稿看作是《古蘭經》正典化之前的抄本，因為它有助於判斷原本的《古蘭經》。 他建議學者們一向如何對待希伯來文聖經和《新約聖經》，便如何去對待《古蘭經》手稿。但一般來說，穆斯林學者們不曾對《古蘭經》進行文本批判。E.A. 裡茲萬認為， “重現一些原始的文本形式在今日不很受重視。”

1. 與《新約聖經》手稿比較

“原著”問題帶我們繞了一大圈回到《論證真理》的指控，並把《古蘭經》和《聖經》放在一個平等的學術競技場上。根據學者們，與奧斯曼有關聯的《古蘭經》抄本或《新約聖經》著作的親筆抄本都不存在。在原著與所知最早期主要手稿之間的時距上，目前是《新約聖經》比《古蘭經》長。另一方面，穆斯林也有政府正式編輯和銷毀手稿的報導，有些似乎經手稿證據證實，因此要透過文本批判學來確立《古蘭經》的原著更難。“《古蘭經》文本傳述史至少在證明《古蘭經》材料的銷毀上與證明其保存一樣多。”

人們能對《古蘭經》和《新約聖經》作進一步有用的比較。本章的第一段落說明了7世紀時阿拉伯文字的含糊是《古蘭經》獨有的問題。《舊約聖經》最早期手稿的希伯來語沒有短母音，但其輔音是分明的 – 唯sīn和shīn是例外。長母音的字母從一開始便是文字的一部份：aleph、waw和yōd。《新約聖經》最早期手稿的希臘文充分提供了分明的輔音和母音。相比之下，《古蘭經》最早期手稿的阿拉伯文少了短母音、一些alif之類的長母音，以及把具相同基本形狀的輔音區別出來的變音點號。所以，《新約聖經》的早期手稿雖然確實有更多異本，《古蘭經》的早期手稿卻因為阿拉伯文字殘缺而有了一大堆潛在或隱性的異本。另一方面，該重寫本即使體現了穆斯林相傳已毀的那種手稿，它們“所含的異文在種類範圍上也與《新約聖經》中的沒兩樣，字眼、短語甚至是句子的變體尤其包括在內。”

除了原著和文字，人們還能在《古蘭經》和《新約聖經》之間作出關於手稿改正的有利比較。斯莫爾博士比較了《古蘭經》最早期的手稿和《新約聖經》最早期的手稿後，在兩者中發現了改正之舉的物證。但最意義非凡是，他發現了改正之舉的不同原因。《新約聖經》的改正並沒有呈現顯著的模式：此舉是為了改正先前的抄寫失誤、改進語法或文風，或使之合乎另一部被認為更可靠的手稿。 反觀《古蘭經》手稿所呈現的改正模式，卻遵循一種標準讀法的概念：“其改正之處主要是為了使文本符合如今所謂的標準奧斯曼版輔音性文本。”

基督教最初三個世紀期間，並沒有基督教政權運作來做出關於《新約聖經》文本的決定。眾基督教領袖在抄寫、傳閱和認可他們的權威（正典化）上，有一個非正式的過程。 有聽過反基督教的羅馬統治者們銷毀《聖經》手稿，就是不曾聽過基督徒們銷毀自己經書的抄本。如今對確立《新約聖經》原稿最有用的，就是這些出自最初三個世紀的手稿。

本章證明了有很多令人對《古蘭經》手稿產生疑問的學術材料。添加更多段落、在每個段落再提供更多例證也許是一項有趣的嘗試，但若重點已被確認便終究是畫蛇添足。對於古代文獻包括《聖經》和《古蘭經》，學術型學者們問了許多問題。這種客觀的探詢把《古蘭經》和《聖經》放在一個平等的學術競技場上。它能幫助穆斯林和基督徒不再存心攻擊而實事求是地比較其經書。

問題本身不能證明甚麼。問題乃是問題 – 正因如此，便讓人有機會投身研究、仔細分析和發現新事物。在這方面，《古蘭經》和《聖經》是平起平坐的。發現這些經書較早的手稿 – 也許甚至是親筆稿，將是有可能的。那會大大改變現前的討論。然而鑒於學術研究的現況，關於手稿和起源的未解問題是穆斯林和基督徒所共有的問題，而不是分開這兩個群體的緣由。與此同時，何不閱讀和考量兩經本身的內容呢？所產生的對話必是啟發性又讓人得生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