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穆斯林人口的迅速增长

基于下列因素，伊斯兰成为了当前世界发展最快速的宗教：

（1）伊斯兰霸权严惩叛教信徒

按正统伊斯兰宗教法，“叛教者死”；有的由官方处决，更多时候是被暴民公开或暗中刺杀！若不被杀害也会遭受敌对、排斥。若能力所及，他们也敌对和杀害敢于批判古兰经与先知穆氏的人士。古代这样，现今仍是如此。先知穆氏的信念与言行铸造了这样恐怖霸道的宗教。整个穆斯林社体乃犹如一座只能进不能出的大监狱。在西方自由世界，脱教或批判伊斯兰主义者仍当特别谨慎关注自身的安危。

（2）伊斯兰禁止他人向穆斯林传教，并且从创始即压制甚至消灭非伊斯兰宗教

一般穆斯林政权充分动用整个国家与社会机制试图把非穆斯林改教，若是可能甚至把其他宗教都消灭同化。在西亚、中东与北非，整片基督宗教版图就几乎这样地被伊斯兰并吞消灭了。曾盛传于阿富汗和新疆一带的兴都教和佛教同样地也被铲除了。

穆斯林常在外交平台畅言与国际社会共同尊崇自由、公正和人权法则，但实际上他们所实践的全然是“单程路向”（one-way traffic）的自由、公正，即只给穆斯林自由向其他宗教徒传教，却禁止其他宗教徒向他们传教。身为西方自由社会的少数群体时，穆斯林都会充分利用自由和人权的方便为自家争取权益、扩张，但一旦势力壮大，必然展现其狰狞霸权本色，对其他宗教群体进行压制、打击。

（3）穆斯林人口的强势自然繁殖，在当代更为突显

按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RC）于2011年1月28日发布的一项宏观报告，预料截至公元2030普世穆斯林人口将从2011的16亿（1.6 bn）攀升至22亿（2.2 bn）。穆斯林人口的年度生殖率比较非穆斯林者乃多出一倍，即1.5%对0.7%；截至2030将会是占世界83亿总人口的26.4%，约为22亿人〔2011乃占世界69亿总人口的23.4%〕。其增长的最大因素是比其他非穆斯林族群要高的生殖率与族群年轻化。

皮尤研究中心进一步剖析，相对的高生殖率与族群年轻化将使穆斯林于公元2050占普世人口的30%（28亿），而届时基督宗教的将会占31%（29亿），两者数目几乎拉平；及至2100预料穆斯林将会是世界人口的35%，多过基督宗教的34%。同样因素也导致普世穆民增长总人数比例高过世界总人口增长的比例。这是基督福音使命当面对的现实挑战。

（二）穆斯林人口激增对欧美基督宗教与价值观的冲击

（1）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快速膨胀特别明显

预料它将从2010的4,410万（6%）激增至2030的5,820万（8%）；届时英国将从2010的约4.6%升至8.2%。过去在海外殖民的英、法、比、荷、德诸国都有数目可观的穆斯林群体。其关键性因素除了比本地人高的生殖率还有众多的新移民/难民〔尤其是2016的难民潮〕，加上增长的改教归信者。按英国〔包括苏格兰与威尔斯〕统计局〔简称ONS〕2018-2019年12月份的报告，穆民人口超过了319万，其中多过1/3是在16岁以下。在2018他们占英国5,516万总人口的5.9%。

按伦敦大学考夫曼（Eric Kaufman）教授一项预测2050西欧人口的研究，约30年后接受高移民的英、法、德将会有10%~15%的穆斯林人口。看来即使本世纪末的穆斯林尚未能超越欧洲本土人数，但其影响与冲击也将是极大甚至可以是爆炸性的，使欧洲实质上沦为“欧拉伯”（Eurabia）！宗教信仰是个关键因素。本来穆民就难于融入欧洲白人社会，加上年轻一代有许多被宗教主义“激化”（radicalized），前景堪忧。同时基督宗教在信仰与道德层面的弱化也导致一些人改信伊斯兰。伦敦的某些地区近乎半数人口为穆民。这一切都形成对传统犹‧基宗教与价值观的极大冲击。以人数增长“征服”欧洲乃伊斯兰主义者的一个策略。

按统计局2019的数据，占人口2,790万的基督宗教仍是英国最大教派〔50.4%，但在滑落〕，次之是不与任何教派认同的2,150万群体〔38.8%，且逐渐增多〕，接着就是伊斯兰〔5.8% ，在日益增长〕。逐渐庞大的无宗教认同群体〔包括无神/无可知论、自由派、疏离教会与世俗化教徒等〕值得基督教会关注省思 —— 原因何在？[[1]]

（2）在人口与宗教意识日益转化氛围中的欧洲面对的最大冲击是来自膨胀的穆斯林人口与伊斯兰主义分子（Islamists）的挑战

“伊斯兰主义”（Islamism）指宣导“政教合一伊斯兰至上的原教旨主义（supremacist politicized Islamic fundamentalism）。它借助于欧洲政府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政治正确考量已成功渗透了国家政治、传媒、法律、教育和治安等领域，且企图把伊斯兰在场影响的质量都扩大化。

其中的核心危机是欧洲人对自己传统信仰与价值观的信心已逐渐流失；欧洲人在物质主义、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世俗主义、无神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冲击与侵蚀之下似乎失去了“国魂”，以致不敢也不能抗衡来自伊斯兰主义的冲击。这危机不单致使欧洲〔特别是英国〕在伊斯兰主义前败退，也在激进世俗主义（Radical Secularism）前节节败退。

当前英国约有1,750间的伊斯兰清真寺。穆斯林已在英国的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布拉弗德等80多个〔？；无准确数据〕地区设有不同形式宗教法庭（shariah court）或仲裁庭/机构，主要是为处理穆斯林之间的家庭、婚姻、遗产等纠纷；但伊斯兰宗教法的内涵包罗万象，有的乃极其霸道恐怖〔如改教者死、奸淫者石刑、偷窃者断肢等〕，若让其自由发展后果或沦为一国两制或教法统治。

在穆斯林密集地区，同性恋者、酒吧业者和不戴头巾以及穿着轻便的妇女遭受干扰甚为常见；也会有童婚、多妻、打妻甚至“荣誉杀害”〔honor-killing，指亲人把改教或被认为羞辱了伊斯兰的家人杀死〕事故发生，因伊斯兰原则上准许这些措施。因此英国国会上议员福克斯女爵（Baroness Lane Fox）在2011即表达了不能让穆斯林妇女遭受伊斯兰宗教法辖下的不平待遇。

更严重的是曾有些私立院校向学童灌输从父母原生国或阿拉伯进口的仇犹/仇基/仇洋等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如2007年2月西伦敦阿克顿（Acton）区的国王法赫学院（King Fahd Academy）所承认者。2010年的“全景”（Panorama）电视节目披露阿克顿区的个案不过是冰山一角。

针对相关弊端，许多政客和主流媒体不时乃为保持“政治正确”或因惧怕伊教势力而不敢加以评论、批判；英国广播公司（BBC）总栽马可‧汤申（Mark Thompson）于2010年6月曾加以公开承认。这包括一些接受阿拉伯产油国献金的大专学府与研究机构，他们的课程内容与言论也因此受伊斯兰主义所影响。例如他们一再申言“伊斯兰 • Islam”意指“和平”，但其真正涵义是指“屈服”（submission），若不“屈服”至终不会有和平。同时2006年通过的“宗教仇恨法令”（Religious Hatred Act）也令许多人噤声，因惧怕在此法令下被诬告。随着穆斯林人数与势力的增长，这不单是英国也是全欧洲所面对的挑战。

（3）目前美国情况与欧洲有些不同

按皮尤（PRC）2017的一项研究，该年美国的穆斯林总人口约为345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1%；其中215万成年人中的58%是外国移民。为逃避伊斯兰国（ISIS）的杀戮，西亚许多穆斯林大逃亡，西方国家也于2016-2017年间接受大批穆斯林移民/难民。根据皮尤的预测，截至2050穆斯林人数将增占美国总人口的2.1%〔约810万人〕，届时将取代犹太教成为国内第二大宗教群体。其增长的因素跟欧洲的一样，主要是移民/难民、多产和人口年轻化。穆斯林群体中约有20%为改教信徒，但据说另一方面也有约同样人数离开伊斯兰信仰。[[2]]

乍看之下，在接着的数十年穆斯林人数或许不至于给美国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但数目字不可貌相，因官方的户口调查没直接填写个人宗教栏，所以很难计算穆斯林的准确人数。唯一可确定的是其数目是在不住增加；有穆斯林说其实他们的人口已达到了八九百万。可惜另一方面基督宗教徒的人数显然在逐年减少。按皮尤2018-2019的一项调查，65%被问及的成年人自称为是基督宗教徒〔十年前是77%〕。当前43% 的成年人认同基督教会〔2009是51%〕，20% 认同天主教会〔2009是23%〕。

（三）欧美同步面对人本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挑战

2014的美国约有22.8%人口自认为无宗教归属群体（nones / nothing in particular）；其中3.1%为无神论，4.0%为无可知论。这群体人数乃不住在增加：估计将从2020的约6,231万升至2050的约一亿人。按英国2019的数据，不具宗教归属者有2,150万〔38.8%，且在增多〕。2008的一个调查发觉平均有23%欧洲人乃无宗教归属。法国有29%居民自称为无神论；从2005至2010自称为宗教信徒者人数减了21%。“无宗教归属”似乎成了欧美人士的“新宗教”。[[3]]

“无宗教归属”群体的膨胀显示有越来越多欧美人士逐渐与其主流基督宗教疏离。当然其中也会有兴都教、佛教、伊斯兰等教徒，但毫无疑问绝大部分乃是来自基督宗教。疏离导因可能是受到无神论、无可知论、其他宗教信仰、教会的失败、人际的纠绊、个人或家人问题等因素所冲击、影响。无论如何，教会与社会逐渐世俗化而产生的人本世俗主义肯定是个大因素。不幸欧美人本世俗主义似乎已激化为敌对基督宗教势力，处处与保守派福音信仰作对。它与伊斯兰主义形成了威胁基督福音信仰与基督教会的两大怪兽！

（四）欧美学者回应之道

（1）基督教神家/哲学家弗朗西斯‧薛华（Francis A. Schaeffer，1912-1984）的卫道

薛华早年在美国成长、接受神学装备、牧会。他于1949举家搬迁至欧洲作宣教士。1955年他与师母在瑞士开办拉博立〔意即庇护〕团契（L’Abri Fellowship）作为灵修与思想交流的学苑，并以此为据点展开针对知识分子的宣道、护教与培育事工。

薛华论述两三百年来崛起的西方人本哲学与自由派神学如何以人本理性与科学实证主义质疑圣经中的神迹与天启信仰，加上教会内部人为的软弱与失败，结果乃激发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世俗主义、自由主义甚至虚无主义洪流的撞击，致使福音信仰基础崩溃，也大开门户让各类异教等意识形态趁机侵入。

薛华前后出版了20多本剖析/批判当代西方在文化、心灵与道德上的沦落，且呼吁拯救胎儿与地球生态危机等著作。[[4]] 他于1981出版的《基督信仰宣言》（A Christian Manifesto）乃为抗衡1848的《共产主义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和1933/1973的《人本主义宣言》（Humanist Manifesto）。薛华呼吁基督信徒不再沉醉于追求安定（peace）与富裕（affluence），而是当“醒起！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启3:2）他宣告“上帝存在！”，为此当委身为天启的信仰辩道护教，且体现信仰的价值观。他也提醒信徒当预备面对逼迫。基督信仰的复兴自然将成为抗衡伊斯兰主义的一股力量，进而带领穆斯林归主。

（2）伊斯兰研究学者与基督教救济机构巴拿巴基金会（Barnabas Fund）的创会国际顾问苏帕克（Patrick Sookhdeo）的护教

苏帕克感叹西方人本世俗主义已形成了“新民俗教“（The New Civic Religion）。更可怕的是它实际上采取了“战斗人本主义”（Militant Humanism）姿态以对付保守路线基督宗教；若再加上“战斗伊斯兰主义”（Militant Islamism）的攻击而疏于振兴抗衡，恐怕西方基督宗教面对沦亡！伊斯兰方面最大危机乃来自欧洲本身被伊斯兰主义激化的年轻一代。

苏帕克于2007出版《全球圣战：战斗伊斯兰面前的世界前景》（Global Jihad: The Future in the Face of Militant Islam）；[[5]] 接着于2017出版《西方基督教的死亡》（The Death of Western Christianity），[[6]] 论述“战斗人本主义”与“战斗伊斯兰主义”的危害，更呼吁基督宗教需振兴，转离背道（Revival and Reversal）；他也同样提醒当预备心面对逼迫！

在2009年所出版的《伊斯兰对基督教会与其使命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Islam to the Church and its Mission）一书中，[[7]] 苏帕克在其结论提述下列几点：a. 伊斯兰是个意图掌控个人、社会、国家甚至普世的意识形态；当代的伊教振兴运动显然加重了各范畴的压力。它使用威吓、恐怖等手段使人惧怕而屈服。当代西方教会需無畏地面对伊斯兰挑战，凭爱心讲真話，否則将沦亡！b. 穆斯林在西方积极推行宣教，策略之一是与本地女人结婚而使之改教；为此有需让基督信徒看清基‧伊宗教的核心区别，免得更多人以为两者一样而接受伊斯兰。

c. 伊斯兰主义穆斯林热心在西方拓展政治势力以扩大其宗教影响。基督信徒有需确定西方伦理价值乃建立在犹‧基宗教基础，而这资产有需加以强化、捍卫；d. 基督宗教讲求爱，伊斯兰讲求势力 —— 这是彼此间的核心差异。基督为救赎世人而舍己牺牲；祂牺牲的爱当激励基督门徒紧紧跟随主以展现福音的大能。在基督里爱的力量当除去一切对穆斯林的偏见、恐惧与仇视，并如鲁雷门（Raymond Lull）所说，“以爱、以泪、以舍己”与穆斯林分享福音。苏帕克于结论说在与穆斯林的交接中，基督门徒当在学术知识上求真、对穆斯林存爱心怜悯，以及对基督与祂的启示持守到底。[[8]]

（3）“认识不列颠”（Know Britain）网站主笔SJ提供面对伊斯兰主义的方案

排除任何暴力排外的措施，也不能向合法寻求庇护人士闭门。然而他倡议有需向移民要求：a. 融合而非隔离；移民必须融入主体社会。隔离群体通常会沦为偏见、仇恨与犯罪温床；b. 撇弃鼓励个别族群发展自家文化的多元文化主义，因这政策阻碍社会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融合，尤其对穆斯林群体更是如此；c. 停止政治正确与讨好穆斯林；英国政府有讨好穆斯林却挤压本土基督宗教徒在公共领域表达个人信仰之嫌疑；

d. 所有国民都当在同一法律制度下认同共同价值观；若有人认为自己原生国的那一套法律习俗优越，那就没有理由移民欧美。他阐言建立在犹‧基尊重真理与人权、强调爱邻的价值观之上的世俗性对每个宗教都是公平的，具有正面涵义。因此不能容许伊斯兰宗教法形成平行法律体制；穆斯林有需配合英国/欧美的法律、国情与价值观以实践他们的宗教生活，这样才能确保不同族群间的和睦共处。

（4）著名中东与伊斯兰研究学者伯纳‧鲁易斯（Bernard Lewis）的关切

古兰经中有许多鼓动圣战的经文。好些学者为某些利益一方面粉饰甚至合理化相关经文，同时夸大所谓的“心灵圣战”。按伯纳‧鲁易斯（Bernard Lewis）在他2003出版之《伊斯兰的危机》（The Crisis of Islam）一书中的评议，早期绝大多数的权威教士，在讨论古兰经里头有关圣战的经文、注释典故和先知的圣训时，都是从军事框架处理。

同时按1,400年来的伊斯兰历史记录，通常也都是把圣战看为是护卫性或侵略性的武力战争。传统伊斯兰既把世界分划为“征战之家”与“伊斯兰之家”，这乃预料双方将斗争不息〔除了间中或许会按需要签订的停战协议（hudna）〕，直到全世界都接受伊斯兰或向它屈服。参与圣战的穆斯林将在今生获得战利品并在来世获得天园。[[9]]

鲁易斯在提述伊斯兰恐怖分子针对美国与西方的袭击时写道：“若盖伊达（al-Qaida）的领袖得以说服伊斯兰世界接受其观点与领导，那将带来持久惨痛的冲突，而且不只是对美国而已。在欧洲 —— 尤其是西欧，当前已有大批且还在增加的穆民群体，在许多欧洲人眼中开始被视为是个难题，更有些人视之为威胁。盖伊达和相关集团迟早也会跟伊斯兰区域的其他邻国如俄罗斯、中国、印度发生冲突，而当这些国家以武力对付穆斯林与其教制时，他们将不会是像美国般拘束。若原教旨主义派按所预计的战胜了，世界前景将是黑暗，尤其是伊斯兰部分。[[10]] 作者的意思是为着伊斯兰本身与世界的好处，非把原教旨恐怖圣战铲除不可！

（5）美国天主教学者威廉‧基巴特利（William Kilpatrick）的警示

基巴特利在2012出版的《基督宗教、伊斯兰与无神论》（Christianity, Islam and Atheism）畅销书引述旧约何西阿书4:6的话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警告对伊斯兰主义内涵与终极目标之无知将导致欧美的沦亡。[[11]] 他说伊斯兰如马克思主义是个企图统治世界的极权政教合一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是敌对基督信仰与西方价值观的。

伊斯兰主义分子或借公开的暴力，或隐藏的威吓等手段以使人屈服而不敢加以抗衡。它趁着欧美基督宗教没落产生的心灵空虚，尤其是欧洲人对本身文化的自贬自弃，乃充分利用多元文化主义与世俗主义开放之便。加上剧增的穆斯林人数带来的冲击与优势，把伊斯兰的影响渗透进入社会不同层面，结果是欧洲的传统文化与信仰投降败退。[[12]]

著者呼吁基督门徒必须知己知彼，特别要能够分辨基督信仰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核心差异；也当慎防对方在欧美社会公开或蕴藏的渗透。例如由57个穆斯林国组成的伊斯兰合作组织（OIC）尝试游说欧美等国制订所谓的“反亵渎法”（anti-blasphemy law），表面目的是为了维持不同宗教群体间的和睦，但骨子里主要为制止外人批判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古兰经与伊斯兰宗教法。巴基斯坦的“反亵渎法”成了陷害许多无辜人士的恶法，也导致主张加以废除或修订的一位穆斯林省长和内阁唯一的基督徒部长被枪杀。按伊斯兰宗教法，批判先知穆氏和古兰经者死！这类条规剥夺了人们的思想与言论自由！

按基巴特利，当前西方文明因着内部崩塌与外敌侵蚀，正面对严峻的信仰与价值观“冷战”博弈。欧洲已是败北，唯砥砺美国决不能输，否则将给自身与普世带来更大灾难。本书指出肤浅的“反基/惧基”（Christophobia）世俗主义与无神主义针对基督教的破坏，已导致伊斯兰乘机崛起。其后果不是自由而是奴役，因否定上帝的意识形态是敌不过伊斯兰的。著者也指出所谓“中庸”伊斯兰本质上并不中庸的原委。西方自救之道唯在于提高警惕并坚强捍卫传统犹‧基信仰与价值观。此书乃为西方之“求存救亡”而作。[[13]]

基巴特利在末后几章警示欧美当慎防伊斯兰主义的冲击与危害，祈盼个人与家庭得以从传统基督信仰得到更新，拾回失去的奋斗目标与价值，并重整信仰中的“男人气概”。著者不忘激励基督信徒应当承担穆宣使命，相信这事可行。他也提醒，对穆斯林移民的开放姿态将给自己带来潜在危害，故当倍加严谨处理。[[14]]

另一本表达了与基巴特利类似立场与关注的著作是米勒（Darrow Miller）的《解放世界：基督徒对基要伊斯兰与彻底无神主义的回应》（Emancipating the World: A Christian Response to Radical Islam and Fundamentalist Atheism）。作者是“使万国作门徒联盟”（Disciple Nations Alliance）的共同创办人。书中同样提述西方当前面对的文化战争，而主要敌对势力是伊教圣战的残暴和彻底无神主义的残暴。但一般西方人对垂死的本体文化仍抱持自憎自弃的心态。他指出唯一出路是悔改与福音大使命的振兴。[[15]]

（6）伦敦大学教授与策略研究学者伊法连‧卡尔斯（Efraim Karsh）的现实观点[[16]]

伊法连‧卡尔斯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地中海区域研究主任，是《伊斯兰帝国历史》等书作者。公元2006在与Frontpage杂志访谈中卡尔斯表示，他撰写《伊斯兰帝国历史》的宗旨是要澄清当代西方学术界与政界的一种迷思 —— 即9‧11等伊斯兰主义恐怖袭击的根源，乃是针对西方过去十字军与殖民帝国主义以及当代对穆斯林群体〔特别指巴勒斯坦人〕诸多不义措施的反击。所以，穆斯林世界的困境都是出自于西方世界的错！

卡尔斯认为这样的论述严重失误，因实际上当今穆斯林世界的困境，乃源自先知穆罕默德推动的伊斯兰主义圣战延续千多年至20世纪初奥图曼帝国失败终结的挫折情意结。但至今伊斯兰主义欲为阿拉与祂宗教进行圣战以主宰世界的幻想不灭，而穆斯林乃把近代西方强国看为是阻碍伊斯兰帝国野心得逞的对头而向其体制施加攻击以报复泄恨！因此在许多穆斯林与阿拉伯人眼中，奥萨马‧拉登曾被视为犹如中古世代打败十字军的伊斯兰英雄人物萨拉丁（Saladin）。也因此从终极目标角度看，伊斯兰与伊斯兰主义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伊斯兰各主流宗派都服膺于这伊斯兰至上的终极目标。

纵使当今伊斯兰不能再以武力征服世界，有些穆斯林却幻想以快速繁殖的人口胜过移居国人民以扩张伊斯兰版图。利比亚已故总统卡达菲（Gadafi）就曾在“半岛”（al-Jazeera）电视台扬言，“我们在欧洲有5,000万穆斯林，有迹象显示阿拉将在欧洲给伊斯兰胜利。不费刀枪无需军事攻占，再经数十年欧洲将成为穆斯林大洲。阿拉将动员土耳其国的另5,000万人口也加入欧盟，那时欧洲将会有一亿穆斯林人口。” 此外还有其他伊斯兰主义者发表类似言论。其实至今仍有好些穆斯林与阿拉伯人期盼西班牙有朝一日得以复归穆斯林统治。按卡尔斯，闭着眼睛否定伊斯兰主义的终极野心与相关潜能乃极其愚蠢。

针对巴勒斯坦课题，作者引述著名美籍阿拉伯裔历史学家希提（Philip Hitti）曾于1946告诉英美咨询委办（Anglo-American Commission of Inquiry）的话说，在一般阿拉伯人眼中“历史上没有什么巴勒斯坦，绝对没有”（“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Palestine in history, absolutely not”）。[[17]] 阿拉伯高层委员会（Arab Higher Committee）在耶路撒冷的《联合报》（al-Wahda）也表述同样立场，并于1947建议巴勒斯坦归属于“大叙利亚”版图。1948年初统帅泛阿拉伯部队攻占巴勒斯坦的法兹‧考齐（Fawzi Qauqji）乃期盼1947的联合国决议将促使众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铸造个大阿拉伯国。

这些视角显明当初邻近阿拉伯国家真正意图并不在为巴勒斯坦人谋福利，而是各怀鬼胎欲图从中“分我杯羹”。例如于1948攻打刚宣布独立的以色列时，阿拉伯联合部队中的约旦国王艾卜杜拉（King Abdullah）就企图把大片巴勒斯坦土地占为己有，埃及则占领了南方地区。叙利亚和黎巴嫩本有意图并吞加利利。伊拉克则志在借此战争扩张它在整个海湾地带的影响。若当年以色列打败战，相信整个地区早已被阿拉伯各国所瓜分，而不会产生一个什么巴勒斯坦国。

1948阿‧以战争过后，约旦和埃及都没把他们各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迦萨地带交予巴勒斯坦人自治。迟至1974叙利亚阿萨总统（Hafiz Assad）仍宣称巴勒斯坦当划归为叙利亚南部属地。从始至今巴勒斯坦课题乃被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利用，作为同仇敌忾反以色列和攻击欧美等国家武器。但另一方面为了现实利益，截至公元2020除了较早的埃及和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也已跟以色列言和，跟进着的是苏丹。北非摩洛哥和突尼西亚则早已非官方与以色列交流；看来巴勒斯坦的福利也无暇多顾了！

笔者个人对巴勒斯坦课题的观感：以色列人绝对有权力在这片土地上立国，但祖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应当也有同样权力。至于如何分配土地与资源，则是个极其复杂且棘手的课题。无论是个别政客或群体为了政治正确或历史纠责情结而一味鞭笞西方政权讨好穆斯林，抑或某些个人或群体全然漠视于后来迁入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之权益，都是各走极端的立场。到头来不单是无济于事，且将引发更大灾难与危机。

（7）北美作家马可‧斯坦尔（Mark Steyn）论西方文明面对沦丧

北美作家马可‧斯坦尔在其畅销书《孤单的美国：我们所知的世界末日》（America Alone: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作出个骇人推论：西方文明即將沦丧，始于欧洲！作者以数目字说明，导致西方文明沦丧的主要原因是欧洲白人的数目日益下降且老化，生育率远远追不上。另一方面，欧洲的穆斯林人口乃剧增且日益年轻化，而剧增的穆斯林人口肯定也将带动欧洲社会的伊斯兰宗教化。穆斯林向来拒绝融入非穆斯林社会，其扩大的族群也必将企图把寄居国同化。

人口的客观因素，结合欧洲人之传统信仰与价值观的失落，加上天真的文化多元主义以及政治正确等世俗意识形态，看来传统文明只有走向沦亡！比较之下，当前美国情况还算好些，但危机仍在扩大，它也将随着年日渐感势单力薄（“America alone”）。若非警惕振奋，到头来也将同样沦丧。[[18]] 作者于2011出版的另一本相关论述，谓称若美国也沦陷即来到了哈米吉多顿末日浩劫！[[19]]

（8）伊拉克摩苏尔之迦勒底大公教会（Chaldean Catholic Church）大主教肺腑之言

伊拉克摩苏尔市迦勒底大公教会大主教纳吉‧弥迦勒‧慕撒（Najeeb Michael Moussa）是个教长、学者与积极社工，自六年前伊斯兰国（ISIS/DAESH）攻占摩苏尔期间即帮助了许多基督宗教徒逃难与重新安顿。2020年欧盟国会颁布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Sakharov Prize）时，他是被提名进入决赛圈的人选之一。2020年10月，慕撒接受European Post.co创始人古穆巴奇（Marco Gombacci）的访谈，对欧洲表述肺腑之言：

针对恐怖主义与移民课题，慕撒说东方人常以嫉羡目光看欧洲，但东方人保持了原生价值如护卫家庭、活泼信仰与身份自豪感，而这些在欧洲已逐渐消失。他对欧洲国会说，“我为欧洲比为伊拉克存有更大惧怕”（I am more afraid for Europe than I am for Iraq）。对东方人来说，在某些方面可说失去所有；但欧洲人却忽视了自己珍贵的信仰宝藏、文化与文明，有时也让路给伊斯兰原教旨与萨拉菲主义者把他们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周遭的人，在接待他们的国家散播仇恨与轻蔑。

慕撒说欧洲若看不清恐怖主义与无管制移民的危险将是十分短视轻信。身为人与基督信徒，他将竭力协助有需要的邻舍，但移民不都爱戴与服务移居国。欧洲人若不对付违法者以及拒绝接受移居国价值观与人权且要施加自己法律的移民，结果将失去自家生活方式、文化与安宁。轻信不是爱心，谨慎才是；必须用一眼爱，另一眼慎防。若不是以法律与坚定心志去除恐怖主义，终有一日欧洲人与子孙不得不向它屈膝。

慕撒说“欧洲因离开了信仰与其文化与宗教根源，正沦落为现代世界病孩”（Europe is becoming the sick child of the modern world, because it is moving away from its faith and its cultural and religious roots）。放弃了教会与其传统，欧洲爱上了一些极偏激且有害的意识形态 — 这给爱护欧洲的人士带来极大痛苦。只有透过教育、文化与见识，看清世俗主义的虚假愿景才有所补救。不能容让世俗主义抗拒上帝与属灵价值观，因世俗主义的真正涵义是犹如基督所说：凯撒之物归凯撒，上帝之物归上帝。

大主教呼吁欧洲人当惧怕假神、奴隶主、暴力与刀剑，而不是离弃爱与和平的上帝。因着对某刀剑与暴力之神的狂热，他们致使普世基督宗教徒陷入煎熬，且多人因此丧命。不幸的是，欧洲也同样在其狂热意识形态与集团的恐怖活动下付出了血的代价。扩张型伊斯兰主义意识导致哈默尔（Hamel）神父被刺杀，还有其他好些欧洲无辜人士受害。这些事件本当激发欧洲人谨慎警惕，可惜看来并非如此。大主教纳吉‧弥迦勒‧慕撒的最后呼吁是 —— “欧洲：醒醒！”（Europe: Wake up!）

恐怕欧洲人因着对自家历史上的一些罪过深感愧疚、对过往霸权伊教帝国曾给整个西亚、北非和欧洲与中亚部分地区犹‧基等宗教残害之无知，加上近代逐渐失落的传统信仰与民族自信，似乎已沦为无主孤魂，以致不能也不敢正面回应强悍伊斯兰主义激发的冲击。但可坦然说客观地回顾历史，欧洲虽对穆斯林曾有所亏欠〔罗马教宗曾于公元2000新千年门槛为此致歉求恕〕，穆斯林对欧、亚、非的犹‧基等宗教徒的祸害却更是惨重。不是吗？但穆民至今对此仍是死不认错，认为所干的一切都是替天行道的显赫功绩。以下脚注列出的书本之史实论述，自有分诉。[[20]] 这正是欧洲人该当悔悟振兴站立起来的时刻！

（9）美国大卫‧霍罗维特兹自由中心（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研究员与Jihad Watch部落格主持人罗伯‧斯鹏瑟（Robert B. Spenser）的论述

二十多年来，斯鹏瑟著书立论在西方正面抗衡伊斯兰主义与圣战主义。他出版的《真正的穆罕默德：世界最排他的宗教之教主》（The Truth about Muhammad: Founder of the World’s Most Intolerant Religion）是有关方面的“必读”之作。它剖析了蕴含于先知穆氏与古兰经的霸权与圣战基因，并提议西方社会当采取自救的五大步骤如下：[[21]]

a. 不再坚持说伊斯兰是个和平的宗教；b. 推动个全面的“曼哈顿（Manhattan）计划”以寻找新能源以减低对阿拉伯原油的依赖；c. 设定西方给穆斯林邦国的发展基金必须符合受惠国放弃圣战意识形态之条件；d. 呼吁北美的伊斯兰赞助团体加力抗拒圣战意识形态；e. 凭据圣战意识形态视角修订移民条例，特别严谨审核来自穆斯林地区的申请者；虽有人或许会在审核过程瞒骗，但严谨的过程将成为一种警号与阻力。这无关种族与宗教偏见，因伊斯兰是个超越种族与纯宗教的普世性政教合一之意识形态。

根据同为大卫‧霍罗维特兹自由中心研究员的雷蒙‧易卜拉欣之一篇报导，某些极端穆斯林学者与机构乃使用阿拉伯语唆使“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不仅应该憎恨他们的“异教徒”东道国和邻舍；他们还应该来监视他们，充当伊斯兰在西方的“眼目”。“伊斯兰道路”（IslamWay）就是这样的一个网站。科技公司“苹果”竟然为它提供了一款新应用程式，强化它在北美散播仇恨。[[22]] 美国不得不更为警惕。

（10）驰名国际福音导师大卫‧鲍森（David Pawson）的预言

大卫‧鲍森于2014所出版的畅销书《伊斯兰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Islam to Christians）发出惊人预言：基于英国与欧洲当今在信仰上呈现真空，在道德上陷于迷失，而人类心灵总是需求得到指引与满足，强势的伊斯兰将乘虚而入且成为〔特别是英国〕的主导宗教，掌控英国！[[23]]

鲍森是于2002正月参与苏帕克的一个伊斯兰讲座会时就领受了这震慑性启迪。他乃带着沉重负担传讲相关信息出版此书，祈盼借之唤醒更多〔尤其是英国〕的基督门徒崛起面对挑战，活出见证并履行福音使命，或许可蒙主怜悯免除这预告灾难。[[24]] 按鲍森乍看之下伊斯兰显然有些吸引人的因素，但它本质上是个霸道、霸权、排他、黩武宗教；它不可能源自三位一体真神，也不可能纯粹人为，显然其中含有魔鬼的仿冒、欺骗、伎俩与毁坏。[[25]]

大卫‧鲍森认为回应伊斯兰挑战的关键是基督门徒当掌握基督信仰三个独特的“R”，即“Reality”（真理）— 指父耶和华是真神、耶稣基督是真神儿子；[[26]] “Relationship”（关系），指藉着基督的道成肉身与圣灵的内住促成的神人合一关系；[[27]] “Righteousness”（公义），指藉着十字架彰显真神的义，也使信者称义、成义。[[28]] 这三个“R”唯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理得以彰显、体现；这是基督信仰与伊教的核心分别，也是真假信仰的分水岭。只有坚持这三“R”信仰能面对且胜过伊斯兰的挑战。可见鲍森十分重视穆宣层面的辩道护教。

（五）印尼具影响力开明派穆斯林领袖的忠告

上述各论点讲到欧美〔尤其是欧洲〕越发令人担忧的穆斯林激增人口、穆民对移居国社会与文化的隔离与排斥，加上图谋实施伊斯兰宗教法的一些举动，都给欧美社会带来张力。好些为“政治正确”而“护伊袒穆”政客与知识分子之言行尤其令人担忧。下列的论述乃根据“历史新闻网”〔History News Network，简称HNN〕之报导，引述印尼顶尖伊斯兰学者斯达库弗（Yahya Cholil Staquf）的相关论点，当对欧美解决当前面对的困境有所启迪。[[29]]

印尼的穆斯林大体上乃以采取中庸开明路线见称，但也免不了恐怖集团的袭击。例如2002年，其旅游胜地巴厘岛即遭受与海外盖伊达有联系之伊斯兰集团〔Jemaah Islamiyah，简称JI〕恐怖分子炸死了202人〔大多是澳洲游客〕。该集团过后继续在雅加达等城市进行恐怖袭击；接着也有些印尼国民参与中东伊斯兰国组织的圣战。

约有5,000万〔有说9,000万〕会员的印尼最具影响力伊教“宗教师复兴团” 〔Nahdatul Ulama，简称NU〕总秘书斯达库弗于2017年8月19日接受德国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报社记者访谈时，坦然忠告西方政客和学者不要否定说极端/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无关，因为它们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是相关的，并且只有在这要点上达到共识才能胜过原教旨主义的暴力行径。

按斯达库弗伊斯兰激进运动向来时有所闻，为此西方不要把相关的论述说成是“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问题症结在于传统伊斯兰对外人的前设是隔离与敌意。这样立场在中东中古或许有其时代恰当性，但在今日世界乃不合情理。若21世纪穆斯林仍抱同样观点则甚难与他人在多元文化与宗教社会融洽共存。穆斯林难于融入西方移居国社会，或也因有种族主义作祟，但传统伊斯兰对非穆斯林的排外情结确也是个导因。

斯达库弗说伊斯兰国组织企图利用传统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以宗教统制天下的斗争，若套用于现代建立于个别主权国家基础的国际版图结果带来的只有混乱与暴力。许多穆斯林把伊斯兰宗教法（Shariah）看为通行古今的绝对大法而欲加以强力推行之举也是错误的，结果将导至与世俗国家法律体系相冲突。数代以前的印尼伊斯兰界已达至的协议是 — 源自中东中古的伊斯兰宗教法乃根据当代历史、政治与社会境况而制定的，不能强制实施于今日穆斯林，必须按时加以处境化适应处理。

按斯达库弗许多欧洲人觉察有太多住在他们当中的穆民甚难跟不同宗教人士相处，因而对他们产生不满与惧怕；他们心存这层面的“惧穆症”是可理解的。西方人不能强迫穆斯林采取中庸伊斯兰，但西方政客不好宣称原教指主义暴力跟传统伊斯兰无关，因这说辞显然错误。斯达库弗可理解相关政客或为寻求化解族群间冲突的好意，但这说辞不管用，因只有诚实面对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指出问题真相并确定谁当承担责任才有出路。

那么有谁须负起相关责任呢？按斯达库弗，过去50年来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曾付出巨资在世界各处推动极端保守瓦哈比派（Wahhabi）伊斯兰主义，须负起主要责任；如今是西方国家施加压力逼使沙特终止这种行径的时候了。同时当前时局不同以往，欧洲人不能一再人道思维，乃是应当考量如何以实际性行动回应的时候了。[[30]]

兹引用斯达库弗的一段英译谈话：“Over the past 50 years, Saudi Arabia and other Gulf states have spent massively to promote their ultra-conservative version of Islam worldwide. After allowing this to go unchallenged for so many decades, the West must finally exert decisive pressure upon the Saudis to cease this behavior…I admire Western, especially European, politicians. Their thoughts are so wonderfully humanitarian. But we live in a time when you have to think and act realistically.”

斯达库弗也强调不能容忍一些年轻移民在移居国破坏当地治安且攻击侮辱警方；他的意思不是要欧洲人对有需救助者视而无睹，而是说既然已经从一些问题地区引进了数百万未识的难民，即有需加强警惕！他说面对这挑战极左派或极右派的说辞都不管用；关键在乎确认问题的症结才能加以解决。

世界福音信仰联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对复兴团（NU）总秘书斯达库弗的回应

美国《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畅谈”（Speaking Out）栏目，刊登了一篇由Thomas K. Johnson所撰写、题为“福音信仰基督徒与穆斯林：非弟兄，乃挚友”（Evangelicals and Muslims: Not Brothers, But Best Friends）的报导。内容说世界福音信仰联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简称WEF〕领袖乃乘着2019年在印尼雅加达开会之便，拜访了斯达库弗等开明派学者〔2019-11-07〕。

复兴团表明其宗旨乃寻求借“创新思想”（Ijtihad）建构一个与时并进的“人文关怀伊斯兰”（Humanitarian Islam）。双方会谈探讨如何合作抗拒宗教极端主义、促进基‧伊睦邻关系，包括双向的选择宗教信仰自由课题。该报导意指两者或可携手成为建立人文社会的最佳伙伴。2021年7月21日，双方进一步在国际宗教自由高峰会议（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Summit）期间于美国华盛顿的国家清真寺签署了彼此间“合法传教”（Legitimacy of Evangelism）声明。

笔者认为建构“人文关怀伊斯兰”的努力显然值得鼓励，共同发表“合法传教”声明也确是件美事。但历史显示伊教內部朝向开明主义的更新运动常是以挫败告终。至于基‧伊可“如何”携手建立“何种内涵/形式”的人文社会则是个充满挑战的现实课题。上述大卫‧鲍森的书论述“和好？”的第十一章带出一些具体课题，甚值得双方省思考量。[[31]] 至于可如何具体落实合法向对方传递信仰并尊重所作的决定也有待考验。

无论如何，西方不容忽视博斯通（Andrew G. Bostom；美国医生/学者）在其《伊斯兰宗教法与自由：伊斯兰霸权的遗产》（Sharia versus Freedom: The Legacy of Islamic Totalitarianism）书中的警示，即伊斯兰主义难改其本色之潜在威胁；也不容吹奏混淆号角，如安姆丝壮（Karen Armstrong）和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等非穆斯林学者所展现的袒伊情结（Islamophilia）[[32]]。据博斯通的分析，名学者鲁易斯（Bernard Lewis）的立场有时也显得摇摆怯场。[[33]]

针对安姆丝壮和埃斯波西托的“袒伊情结”，笔者尚需作点补充：a. 两位学者都来自浓厚罗马天主教背景。他们的论述尽量表述中庸体面的伊斯兰，或者是含有欲借之以协助欧美穆民融入当地社会的好意，但问题出在于其对千多年来伊教给基督和其它宗教带来的灾难轻描淡写甚至合理化的论述，恐怕反而为伊斯兰作了宣传 —— 为虎作伥！[[34]]

b. 另一方面，可惜两者针对伊斯兰信仰核心所內含、旨在颠覆福音取代基督宗教的本质似乎都轻描淡写，对福音使命也似乎毫不介意。笔者认为从福音使命视角说，其影响将是弊多于利。其实彼等的论述已被“政治正确”权势利用于打压针对伊教的客观批判为“伊教恐惧症”（Islamophobia）。美籍埃及裔学者雷蒙‧伊卜拉欣在他的著作指出两者不单对伊斯兰圣战的凶残加以粉刷与偏袒，还不义地指控基督宗教学者的不是。[[35]]

博斯通也提醒中古伊斯兰“穆尔太齐赖派”（Mutazilite）的理性与自由意识实质上也很保守，在得势时他们乃同样压迫异己。[[36]] 对伊斯兰主义的偏袒后果将会是祸害西方传统信仰与自由。对伊斯兰宗教法的妥协将让它得寸进尺渗透非穆斯林社会。自古以来当伊教人多势大都将显露其霸道本色。就算在相对温和的印尼，基督宗教徒仍常活在来自伊斯兰主义集团的压力与张力之下，尤其当触及宣教活动。对外来伊宗教法的妥协总会让它得寸进尺渗透非穆斯林社会。

（六）欧洲右翼政体的崛起显示抗衡伊斯兰主义之觉醒

可庆幸的是，近年欧洲右翼政体的崛起显示它在抗衡伊斯兰主义的事上已多少有所觉醒。近期的一项民意调查发觉有43%的德国人和47%的法国人认为伊斯兰对他们是个威胁，比2010年的数据各别增加了3个和5个百分点。另一项法国民意机构〔简称IFOP〕给日报《费加罗报》（Le Figaro）举办的民意调查发觉63%法国人和48%德国人认为伊斯兰在他们社会太显露也具太大影响。此外52%法国人反对兴建清真寺，德国是49%；88%的法国人反对在学校彼戴穆斯林头巾，德国则有75%；法国已经于2004禁止在公立学校和政府部门穿戴宗教服饰。德国60%和法国67%国民不满穆斯林不愿适应移民国的习俗与价值观。

笔者乃深恐西方某些政客与学者为求“政治正确”而对伊斯兰主义的一再妥协讨好不单将加速欧美社会〔尤其是欧洲〕传统犹‧基信仰与伦理的沦丧，同时将激发本土反伊斯兰右派的暴力活动；其实这潜在危机正在滋长。9‧11恐袭后的二十年来在英、美、德、丹麦、瑞典、加拿大、纽西兰等国都曾爆发反穆斯林/伊斯兰示威，包括针对2005丹麦嘲讽漫画引发的屠杀。最严重的是2019年发生在纽西兰基督城Al-Noor清真寺枪杀案，导致51死40伤！伊斯兰主义的渗透当及时严正封堵，但基督门徒不能认同以暴制暴。

按CNSNews.com编辑古迪纳夫（Patrick Goodenough）于2016年5月2日所作的报导，欧洲的伊斯兰正面对两个大国的反击。按皮尤研究中心（PRC）资讯，德国在欧洲各国中拥有最多穆斯林，即总人口的5.8% 合480万人，而法国的穆斯林是总人口的7.5% 合470万人。

德国新崛起的右派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简称AfD〕宣称伊斯兰不属于德国（Islam is not part of Germany），并表示将禁建伊斯兰的宣祷塔（minarets）、禁止公开宣呼拜礼（adzan）和在校园披戴宗教头巾。它主张限制移民、脱欧，并强化传统家庭。AfD创党才三年多却已在德国16个州议会的6个获得议席，成为德国第三大党；它在欧洲国会也占有议席。其党主席谓基督宗教才属德国文化内涵。

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于2020年12月2日宣称，他将向国会提呈一份制止“伊斯兰隔离主义”（Islamist Separatism）议案，以加强管制法国伊斯兰的资金来源与教育操作，不让它被外来影响激化而抗拒融合与法国价值观。他说穆斯林的强硬化姿态致使普世伊斯兰陷入危机。他认为伊斯兰教士当在国内培训与认证，强调穆斯林当融入本国社会。散播违反共和国理念的机构将被关闭，这样才能制止恐怖主义袭击。

除了德、法两国，成立于2006的荷兰国家主义右派自由党〔Freedom Party，简称PPV；党魁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在2010的普选即赢得24议席成为国会第三大党；在2017它赢得20议席反而成为第二大党。PPV对外采取鲜明反伊斯兰路线，扬言要维护荷兰的犹‧基宗教与人本主义传统。西班牙成立于2013的右派新党VOX同样标榜反穆斯林移民，并主张恢复基督宗教价值观立场；它也快速地在2019年底大选崛起成为获得350国会议席中之52席的第三大党。近年欧洲许多排外右派政治势力的崛起与抗衡伊斯兰主义的冲击有关。

客观评议：因伊斯兰即是宗教，又是整全经、政、法、伦理道德等涵盖个人与群体的保守、排外制度，接受穆斯林移民实在有需特别考量，尤其对执着于传统宗教法度者，因古兰包含许多与西方法律与价值观直接冲突条文，如：偷窃砍手（古5:38）、背教者死（古4:89）、男女不平（古2:282；4:11）、圣战杀人/被杀上天园（古9:111）、对异教徒争战（古2:216；9:123）、多妻（古4:3）、准奸女俘（古4:24）、准与幼女性交（古65:4）、打妻（古4:34）等。第一代移民或许勉强妥协，但后代呢？人数少时或许噤声，但人数多时如何？只要穆民坚信古兰经为至高神圣准则，危机永在！

当前欧洲国家都面对非常棘手的穆斯林难民/移民冲击：如何回应？德国蕾贝卡‧索莫尔（Rebecca Sommer）于2012之前曾是联合国女权代表，后回国加入救助穆斯林难民。数年后她痛心地叙述亲身在难民/移民中被欺骗与羞辱的心酸经历，也为此接受专访揭露心声。[[37]] 索莫尔警告接受更多穆斯林将给德国/欧洲带来的灾害。澳洲学者马可‧杜里（Mark Durie）也预告，因着伊斯兰主义本质，法国马克龙总统企图改造法国伊斯兰的努力将告失败。[[38]]

以下是answeringislam.org翻译自巴萨姆‧玛达尼（Bassam Michael Madany）的在线文章《阿拉伯改革派给西方的警告》（Arab Reformist Warnings to the West）；这警告是根据阿尔及利亚学者哈米德‧扎纳兹（Hamid Zanaz）在2012年所出版《欧洲正面临伊斯兰的入侵：一个濒临危险的文明》（Europe Facing the Islamic Invasion: A Civilization in Danger）里头的论述：

“法国、瑞士、比利时、瑞典、丹麦、英国和挪威......如今面临被虎狼撕咬的处境 — 他们拒绝理解伊斯兰是从不寻求丰富另者文化或融入另者文明的。它的最终目标是先将别的文明取而代之而过后把它根除掉。那么，鉴于暴力、袭击和谋杀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我们怎么能不害怕伊斯兰主义所展示的威胁呢？” 玛达尼严肃地提醒，伊斯兰的终极目标确实是寻求取代并根除异己文明，“这些话并不是夸大其词；伊斯兰1,400年以来乃一直遵循这一原则行事。”[[39]]

然而要在本质上抗衡霸权伊斯兰的威胁，对西方犹‧基文明传统价值观去芜存菁、恢复自信与振兴远比任何政治措施要更为持久有效 —— 捍卫经历多世代血泪熬炼才体现的个人尊严与基本人权，以及信仰与言论自由尤其关键。西方传统犹‧基文明固然含有诸多失败，但比较其他文明肯定有更多值得珍惜、持守与捍卫的亮点。

在捍卫西方美善文化资产层面，自称为是世俗自由主义者的美籍巴基斯坦裔学者伊本‧瓦拉克（Ibn Warraq）的亲身体验与忠告肯定值得关注、推介。他多年来著书立论为西方的人权、自由、民主、法制价值观辩护。其担心的是当今许多西方左派与年轻一代对传统文明的无知、自义鞭笞与撇弃将导致更大灾难。[[40]]

（七）伊斯兰主义与人本世俗主义冲击下欧美的转机

就当前局势而论，欧美社会在伊斯兰主义与人本世俗主义冲击下乃节节败退。上述政治与社会性的抗衡对持守传统有所激励，但到底是治标不治本则有待对症下药。真正的出路是积极回应天父上帝在历代志下7:14的呼吁：“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简而言之，西方世界拯救之道乃在乎寻求上帝、向祂悔改归正，并促进基督众教会在福音信仰上的复兴，以及伦理道德层面的振兴。略述如下：

（1）福音信仰上的复兴

福音内涵与大使命的确定：综观当今普世基督教会内外的局面，可说当前世代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仍然在于确定福音与大使命的核心内容与本质，并至死忠心持守完成任务。到底2,000年前主耶稣和众使徒所传讲的福音核心内容有哪些层面涵义？大使命的核心任务又是什么？

一般传统信徒会说：福音的内容不就是指信耶稣，灵魂得救，死后上天堂么〔救灵魂〕？但有些认为福音也当包括疾病得医治〔救身体〕；还有些主张福音与大使命有需涵盖改造社会〔救社会〕，甚至是拯救生态环境〔救河流、树林〕！自上世纪的50年代以降，普世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简称普协或WCC〕圈子的一些宣教学者大力提倡“神的使命”（Missio Dei）宣教观，一些福音派学者也应声附和。

按“普协”学者，所谓“神的使命”乃指“神在人类历史不同阶段中亲自推动着的拯救行动”。它可以是社会改革/政治革命〔包括共产统治〕、环保运动等，常是超越教会所定的议程。基督信徒方面则当确定神在此时此地进行着的议程并投入其中，这才真正的履行大使命。许多时候“神的使命”被看为是比马太福音28:18-20所提述的传福音、领人归主、使人作主门徒的大使命（The Great Commission）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当代也有好些教牧传讲信耶稣获得健康、财富、成功和满足的“好消息”。面对林林总总的论调，如何作出明智选择？

道德伦理层面的考量：到底什么是基督宗教的核心信仰与伦理价值观？哪些是绝对的圣经真理？哪些是相对的神学观点？如何在这人本世俗主义与宗教信仰多元主义横行的世代为基督福音作有效的见证？只有确定这些课题的正当回应与出路，在上帝面前真诚省思悔改，并靠赖圣灵所赐的智慧与能力，才得以带动基督教会在这末后世代的复兴。众基督教会必须从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汲取血泪教训 —— 在福音与文化、绝对真理与相对见解之间若不能作出明智的透视与分辨，有时会产生极可怕的后果。

例如中古世代的罗马天主教会，竟然把翻译圣经看为是该死的异端行为！改教运动方面，在16世纪的的上半叶，慈运理（Zwingli）与其他抗罗宗教派之间不单彼此争吵，也共同逼迫并处死许多“重洗派”（Anabaptist）信徒。17世纪的英国曾有成千上万“贵格会/公谊会”（Quakers/Friends）会友遭受逼害，甚至在美国麻萨诸塞州也曾有公谊会信徒被公开吊死。这类事件不单犯了杀人罪，也在西方世界大大破坏了教会的形像，给日后崛起的世俗主义埋下了伏笔；罪过之极！

教会领袖有需掌握如何分辨异端与极端、正统与旁门；什么是绝对的真理，什么是相对的立场；什么是基要信仰，什么是次要观点。在绝对的真理上合一，在相对的立场上彼此尊重接纳。教派之间当晓得异中求同，同中存异，特别向穆斯林展现在基督里相爱合一的见证。有关福音真理的核心内容与福音使命的核心任务，请参阅本书第二八章〔附录（二）〕笔者所建构的“五重架构福音论”概述。

（2）伦理道德观的振兴

在一般穆斯林眼中，西方的科学工艺虽然先进，物质生活虽然丰富，但伦理道德却十分沦落败坏，毫不足取。他们以为好莱坞影片所描绘的奢华宴乐、婚前婚外淫行、酗酒嗜毒、警匪枪战乃反映了一般西方人的社会状况。加上连一些宗会也赞同合法化同性性行为与婚姻、宽松的离婚、堕胎等乱象，看来是堕落之极，无可救药！他们认为西方伦理道德的沦落显露了基督教会在世俗主义冲击下的溃败。神学课题的障碍、伦理道德的绊失，加上千多年来的负面历史包袱，导致很难引领穆斯林归信基督。

然而按圣经真理角度审核，伊斯兰的教条道德主义本质上不外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闭塞捆绑，充满自义伪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针对文士与法利赛人的斥责都可同样套用在伊斯兰教士身上无疑！而西方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进程在某些层面也具正面效绩，如“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同性恋/同性性行为的“非刑事化”（decriminalization ）等措施。基督信徒不认同同性恋/同性性行为，但也不认同把它刑事化，例如伊斯兰宗教法判决牵涉者死刑！

但无可否认“世俗主义”（secularism），尤其是近年升级的“激进”甚至是“战斗”世俗主义（radical/militant secularism）实在已“玩”得过火，因它已从“政教分隔”演变成“神人隔离”（separation of man and God），甚至意图把基督宗教的伦理规范加之以“刑事法化”打击，例如立法强迫医生给人堕胎，强迫基督教会必须给人施行同性婚礼，不然面对法律制裁等倒行逆施的邪恶手段。[[41]]

杜布森（James Dobson）是美国爱家协会（Focus on Family）的创办人。他在2020年8月的公开信沉重地批判宽松的堕胎法律说，“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但是，正如你所知，美国手上沾染无辜者的鲜血。自1973年以来，已有超过6,000万婴儿因堕胎而被谋杀......” 他也提醒：有些资金雄厚的恶者，包括LGBTQ（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疑性恋）和其他左派团体，正觊觎瞄准、企图摧毁家庭这社会稳定的基础。家庭根基若摇摇欲坠，未来社会将不堪设想。”[[42]]

看来百多年前西方的伦理道德与法治反而甚为得到穆斯林的尊重。穆罕默德‧艾卜杜（Muhammad Abduh，1849-1905）于1899被委任为埃及大教长（Grand Mufti）。他尝试把伊斯兰宗教法加之以现代化提升，例如容许穆斯林吃非穆斯林所宰杀肉类，也认为若属经济贷款可收取利息。他曾亲身到英、法、德各国与法学专家学者们探讨交流。

穆罕默德‧艾卜杜访欧所得结论是，穆斯林受苦是因对自己宗教的无知，并受到自我不义霸权统治的压制。他的一句名言曰：“我到西方看到伊斯兰，却没有穆斯林教徒；我回到东方看到穆斯林教徒，却看不到伊斯兰。”（语录：I went to the West and saw Islam, but no Muslims; I got back to the East and saw Muslims, but not Islam.）[[43]] 艾卜杜对埃及伊斯兰的现代化曾发挥相当的影响。19世纪的奥图曼帝国尝试欧化与现代化，20世纪初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也寻求在军政文教各层面向西方世界看齐。

另一方面，在1928埃及冒出个抗拒欧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穆斯林兄弟会”（Ikhwan al-Muslimin • Muslim Brotherhood），创办人为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卒1949）。班纳的反欧情结带着强烈的道德意识，攻击其无神与淫秽说道：“随着一战后，战胜的欧洲向这些地区进口半裸女郎，连同酒精、剧院、舞厅、娱乐、故事、报刊……和他们的罪恶。突然间伊斯兰世界的中心被欧洲的“学校、科学和文化机构侵入”，把“怀疑与异端投入其子民的心灵，教导他们如何贬低自己，污蔑自己的宗教与祖国……”[[44]]

哈桑‧班纳的著名继承人赛益‧库图（Sayyid Qutb，1906-1966）曾于1948-1950来到美国科罗拉多的州立教育学院访学，可惜给他留下的印象也很糟糕。他在《我见过的美国》（The America I Have Seen）回忆录中把美国形容为“不道德窝穴”（a den of immorality），而那时的美国还未来到 “爱之夏”（Summer of Love）的嬉皮士等反叛与纵情乱性的1967呢！

赛益‧库图引述的一个例子发生在科罗拉多的一教堂舞会。舞会中未婚男女在黑暗中彼此碰擦。令库图意外的是教会牧师似乎感到满意，过程中还给播放“宝贝外头很冷”（But Baby It’s Cold Outside）这首具挑逗性的歌曲。[[45]] 据说这事件激发了他反西方道德伦理的情结；但有学者不认同这说辞。无论如何，当年库图眼中的美国在科学与物质层面固然很先进，但在伦理道德上却很原始、放荡、粗劣！这也是当今世代一般伊斯兰主义分子针对西方社会〔包括基督宗教徒〕的鞭笞、批判。[[46]]

库图于1964出版的《路标》（Milestones）控诉埃及放弃伊斯兰宗教法转而拥抱西方价值观，也因而步上了西方后尘；为此他乃倡导、呼吁回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美国社会显然在二战和接着的南北韩、南北越战争后掀起连串的反传统、反权威、反政府、提倡性开放等运动，严重破坏了传统犹‧基信仰与伦理价值观，至今更冲击不断！

9‧11事件后本‧拉登于2002年11月24日发表一份“告美国人民书”（Letter to the American People），扬言伊教圣战士作出袭击的首要目的是要美国接受伊斯兰，其次是要美国遏止压制、淫乱、酗酒等丧风败俗的传播，接着才提到停止支持以色列并抽离对穆斯林地区的军政干预。书信痛斥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文明。[[47]]

无论如何，上述正反个案都显示了穆斯林对道德价值的关注。其实生为按上帝形像被造的人在面对美善品德的展现时，总会心里产生共鸣，纵使没在口头说出。土耳其当今伊斯兰改革派作家阿克育（Mustapha Akyol）在其名著《排除极端的伊斯兰》 （Islam Without Extremes）写道：”除非表示敌视伊斯兰，真正冒犯保守派穆斯林的并非西方的基督宗教性，而是对它的缺失。”（Unless expressed as hostility to Islam, what offends conservative Muslims is really not the West’s Christianness, rather it is the lack of it.）[[48]]

在书本的结束篇阿克育说，“我们[穆斯林]确实没有像基督宗教徒敬拜耶稣，然而我们却能跟随他。事实上，面对我们的黑暗窘境与他[耶稣]的光辉智慧，我们有需跟随他。”（Surely, we do not worship Jesus, like Christians do. Yet still, we can follow him. In fact, given our grim malaise and his shining wisdom, we need to follow him.）作者特别指出时下穆斯林可从耶稣学的两大教导，即“上帝的国（caliphate • 哈里发国）在你们心里”和“律法（shariah • 伊斯兰宗教法）是为人而造”。他认为这两大准则有助于建立个属灵、整全、非国族性与非黩武的伊斯兰。[[49]]

深信基督信徒在伦理道德层面的振兴不单要拯救西方世界与教会，也必成为普世人类包括穆斯林的祝福。振兴有需涵盖敬畏上帝、跟随基督、靠圣灵行事为人、凡事荣神益人、崇尊天赋人权、建立整全婚姻与家庭、睦邻与履行社会正义等要素。在履行社会正义层面众基督教会当面对的一个现实是：如何在一个多元化宗教、文化与意识形态〔包括世俗主义、无神主义等〕的世代实践基督里的信仰与道德价值，且发挥光与盐的果效。

例如：笔者认为当寻求理解、尊重并关爱同性恋者〔尤其表现体面者〕，但不能认同同性性关系为OK常态，也不能容许基督教会主持同性伴侣婚姻（marriage/ wedding）。原则上也反对政府这么作，因这有违背于圣经教导！教会按立实行同性性关系的教牧和主教更是大逆不道！

问题是处于如今已沦为后基督宗教时代且越发多元与世俗化的社会，教会表达了圣经信仰的准则之余，是否有必要针对自称是天生同性倾向之人士两厢情愿的“民事结合”（civil union；不说“结婚”〕抗争到底？又假设有看来体面、自称是先天同性倾向却相信耶稣并接受主宝血的同性伴侣要求领受圣餐纪念主，身为教牧的您会如何回应？当下教会领袖有需针对相关课题深入探讨并作好家课。

无论如何，底线是基督教会极需福音信仰的复兴以及符合圣经准则伦理道德的振兴。实在说，对一般从小已被伊斯兰主义全然洗脑、对基督宗教心怀极大偏见甚至敌视的穆民，若所见的所谓基督宗教徒在伦理道德上随波逐流，教会也失去真理立场与明确的福音信仰见证，在世俗潮流冲击下节节败退，那他们为何要归信基督，更何况有需为此付出极大代价！或许他们会认为传统宗教主义的约束好过自由世俗主义中的糜烂！西方有些年轻人就因教会的失败和个人心灵的需要而改教归信伊斯兰，且参与伊斯兰恐怖圣战。[[50]]

寻求振兴的基督宗教有需面对个极为现实的挑战，即如何在批判伊斯兰并积极传述福音的同时，真诚地尊重并关爱穆斯林邻舍；无论他们信不信主，都成为他们的祝福。基督教会与个别信徒在信仰与道德层面的复兴，配合如光与盐的实际关怀，深信必将会给一般社会以及穆斯林群体带来更大祝福！基督门徒有这潜能，也当靠主作到。

客观而论，大体上西方世界发源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与接着的归回敬虔、大复兴、大觉醒与普世宣教运动不单祝福了西方世界也祝福了全人类。当代西方基督宗教显然已趋向没落，欧洲尤甚。但另一方面，总的来说，“亚‧非‧拉”基督教会却是持续在建造与增长之中。因此深信若是醒悟悔改，回归且更深紮根于基督里的信、望与爱，靠着圣灵的大能，西方教会仍可振兴，在这末世与世界其他新兴基督教会共同发挥光盐果效，完成广传福音、使人作基督门徒的大使命。

（八）“穆宣”不容或缺的辩道护教装备

本书从开始即提述伊斯兰与普世穆斯林给基督宗教与信徒带来的破坏、伤害与挑战。然而穆宣仍然是在这末世基督教会当面对与承担的大使命任务。在麦加传教时期，先知穆罕默德的主要对象与对头是拜偶像的异教徒。当他来到麦地那，当地大部分的异教徒都归顺了他，令他感到厌烦的是当地三个相当有钱有势的犹太教徒群体。先知穆氏本是一心期盼得到他们认同，接受他为真主新兴的先知，却遭受一般犹太教徒的抗拒。穆氏一再申述犹太人的经典曾预告关乎他的事，却一再面对犹太人的否定。

初抵麦地那时，穆罕默德指示穆民跟着遵守犹太教赎罪日的禁食（Ashura – 10 Muharram），且拜祷时当朝北面向耶路撒冷。但约一年后〔白德尔战役之前〕，当他发觉犹太人仍对他不信与抗拒时，乃把拜祷方向转向朝南仍摆满偶像的麦加克尔白神殿（古2:144）。约在同期间，穆氏也指示穆斯林转而遵守仍在拜偶像〔月神Sin〕之阿拉伯人的赖买丹斋戒月（古2:185）。这些改变标志穆氏与犹太人的决裂：主要因素不在教义，而在对先知穆氏的认同与接纳。为此穆氏乃极其仇视犹太人（古5:64-65、85；33:26等），且动刀兵把麦地那的三大犹太族群都赶尽杀绝。

穆罕默德跟基督宗教之间的关系则有些不同 —— 至少在创教之初。古兰经经文显示一些对基督宗教徒表达好感的话题（古2:62；5:47、82；61:14等）。他也曾于615-616年间遣送一些在麦加遭受逼迫的教徒到信仰基督的阿比西尼亚避难。但事态发展逐渐趋向复杂。按《使者生平》的作者伊本‧易司哈格记载，在公元624的白德尔战役之前，远自阿拉伯南部也门地区的纳兹兰曾来了一支穿戴盛装、由60位权贵组成的基督宗教代表团至麦地那访问。穆罕默德欢迎他们，在下午祷告时辰也让他们在先知寺院作祷告。

按伊本‧易司哈格，拜会先知穆氏的基督宗教代表乃属拜占廷教派。但他们似乎又分为三组人：一组说基督是神，因为祂能医病、叫死人复活、向泥塑的鸟吹气它就成为活鸟（古3:49；5:110）；第二组说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祂无父，且在摇篮时就会讲话（古3:46；19:30）；另一组说祂是“三个之一”（古5:73），因为真主说“我们做了”而非“我做了”。[[51]]

故事显然是为迎合一些相关的古兰经文而撰编。按事实，它乃不足以反映当代东罗马拜占廷帝国版图内因基督论〔关乎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纷争而彼此踹压的三大教派之立场〔雅各派：圣体一性论、聂斯托利派：圣体分性论、迦克墩派：圣体二性论〕。自认为正统的拜占廷迦克墩教派代表团也不会把其他敌对的教派撮合在一起同行。另者，白德尔战役之前的伊斯兰实在未有势力足以吸引那么样有派头的代表团远道来访。无论如何古兰经反映了当代基督宗教内部的分裂（古5:14）与其跟新兴伊斯兰之间的张力。

按易司哈格的记载，接待后先知穆氏要基督宗教代表归顺真主阿拉与使者，不再称耶稣为真主之子，不再拜十字架和吃猪肉。他说古兰经第三章“仪姆兰的家属”的前80多节就是以穆氏与代表团的对话为背景而赐下的。其中古3:59说耶稣的存在乃像亚当用尘土被造，然后真主说“有”就有了。在接着的60-63节，穆氏进而挑战基督宗教徒针对耶稣的“神子/神性”身份发毒誓，让撒谎的一方个人与家眷都被真主弃绝。对伊斯兰来说称耶稣为“神子/上帝儿子”或“神/上帝”即是“以物配主”崇拜偶像。基督宗教代表团拒绝了这发毒誓的挑战。[[52]]

无论如何，伊斯兰信仰的“基因”古兰经中含有好些用来否定/颠覆基督福音之核心内容与本质的言论，包括三位一体、基督的神性、十字架的救赎、基督为普世独一救主与君王等要道（参 古4:171；5:75-76；112:1-3；4:157-158等经文）。古兰也宣告只有伊斯兰是阿拉所悦纳的宗教（5:3；3:85、110），其他都是迷误。它甚至说主耶稣为后来的先知穆氏作见证（古61:6），又说圣灵保惠师乃指穆氏、基督宗教圣经已被篡改等谬论！又把旧约所有指向基督的预言〔特别是申18:15-19〕都套用在穆氏身上。

显然伊斯兰的穆罕默德已夺取了基督耶稣的至尊身份与地位，成了基督宝座最大的“篡位者”（usurper）与“敌基督”（anti-Christ）。“敌”（anti-）字眼具有“敌对”与“取代”两个层面的涵义，都在敌对基督福音的伊斯兰展现无余。伊斯兰最痛恨拜偶像（shirk），不幸的它却把穆罕默德塑造成了普世最大最可怕的偶像！它企图在普世以“敬拜阿拉/穆圣为首”取代基督宗教的“敬拜上帝/基督是主”。

在伊斯兰虽然理论上穆圣是“人主”而非“神主”，但他在伊斯兰体制的身份、地位与权威实质上可说是与阿拉等同化了，有时甚至是比阿拉更为强势、可怕！信从阿拉就得信从穆罕默德，跟随穆罕默德即敬奉阿拉，没有穆罕默德也等同于没有了阿拉〔或只拥有个残缺的阿拉〕。在伊斯兰面前，一神主义之祖犹太教的耶和华与其律例典章都不管用！先知穆氏所获的是比任何新旧约圣经的先知与使徒更大的尊荣。

按照伊斯兰传统，穆斯林提到先知穆罕默德的大名时都当加上阿拉伯语独特尊号“Sallalahu alaihi wasallam” 〔缩写s.a.w.；参 古33:51〕，字面意思是“阿拉向他拜祷并并赐予平安”〔简称salawat〕。一般穆民解释说那是指“愿阿拉尊重他并赐予平安”（May Allah honor him and grant him peace）。但按字面意思，“salla”确实是指五体投地的祷告或敬拜，除了用于真主阿拉在此也用于先知穆氏。

至于其他大先知如亚伯拉罕、摩西甚至耶稣等，一般上都只能说“祝之平安”〔alaihi sallam • peace be upon him（pbuh）〕。当以阿语表达时，彼此间的等级显而易见。因此所谓伊斯兰给予所有先知同样的尊崇之说不实。单凭这一点即可看到，在伊斯兰耶稣基督跟高高在上的先知穆氏都没得比，虽然在理论上穆斯林乃加以否认。

这些敌对基督福音的元素都铸成了千多年来捆绑且拦阻穆斯林归信基督的堡垒，因此披戴美善品德、发挥圣灵能力、满有真理与属天智慧的辩道护教在穆宣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装备（彼前3:13-16；林后10:3-5）。护教关键不单只在真理与理性层面的博弈，更是在美善品德与圣灵能力的彰显。

如何获得穆宣辩道护教层面的装备？在此西方传统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大师”早已不管用，关键因素是由于“政治正确”加上宗教的多元与相对主义，许多学者已不敢正面批判伊斯兰的不是。上世纪爱丁堡大学的蒙戈默利‧沃特（Montgomery Watt）可说是个典型先例。其导师理察‧贝尔（Richard Bell）于1937-1939英译古兰经，并按其研究心得著作《古兰经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Qur’an）一书〔贝尔氏卒于1952，书本于次年出版〕，阐述古兰经本质上并非天启而是人为，內含诸多重复、断层与随着境遇的修订。

沃特于1970把贝尔氏书中提述先知穆氏为古兰经主要作者的部分修改，谓在当今基‧伊宗教徒更多接触的年代，基督徒学者不能随意冒犯穆斯林，不能再说古兰经是穆氏个人意识思维的产品。他说这也是笃实学术的要求，但未阐明什么“笃实学术”，而只说真理的关键不在乎经典中的某个议题，乃是由相关宗教群体的信仰意识决定。他说若某信仰体系能给其信众带来某种满意的生活经历，它就是真实；没有哪个信仰显然比另一个优越。这可说是笼罩在当代整个西方学术界的氛围，一些神学院校也多少受其冲击影响。[[53]]

在这大环境笼罩之下，甚难从一般大专〔包括神学〕院校获得所需装备。求主兴起并坚立持守基要信仰并有志于穆宣的神学院校。感恩：为应对当代穆宣辩道护教领域的迫切需求，过往年代的不说，近四五十年来差传的主亲自兴起了一些相关领域健将如Gerhard Nehls、John Gilchrist、William Campbell、Jay Smith、Gordon Nickel、David Wood、Sam Shamoun、Christian Prince、al-Fadi、Mateen Elass等辩道学者，尤其活跃于网络平台为福音打美好的战。求主也在华人基督门徒中兴起这阵线所需的真理“斗士”。简而言之，所需的装备首要乃胥视个人的呼召、负担、虚心学习与装备。

贾‧史密斯一个题为“认识西方的伊斯兰”（An Introduction to Islam in the West）的优管讲座略述了基‧伊在西方〔尤其是英、美〕的意识形态碰撞与辩道景观；是“必观”（must watch）的佳作。[[54]]

（九）普世华人基督教会崛起回应“穆宣”呼吁

（1）基于下列因素，普世基督教会 — 特别是华人基督门徒，有需积极迎向穆宣挑战

a. 上帝对普世/万民的爱，当然包括人数不住膨胀的穆斯林，更何况这乃是主耶稣所托付众门徒的大使命（约3:16；提前2:4；太28:18-20；徒1:8等经文）；b. 基督为罪人代罚替死之大爱的激励，催促基督门徒与穆斯林分享福音，让他们也得以藉着基督与神和好（林后5:14-21）；c. 天上地下，唯有基督耶稣是上帝赐予全人类〔包括穆斯林〕的救赎主与生命主；基督乃是唯一的通天道路、真理、生命（约14:6；徒4:12）。

d. 根据启示录5:9-10和7:9-10所启示的属天愿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绝对也涵盖在蒙救赎的“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群体。若没有向他们传，他们如何信主蒙恩得救呢？e. 因着穆斯林对福音内容与本质的误解与排斥，基督门徒有义务向他们辩白阐释。这不单是为了他们救恩的需要，免得他们持续沦陷在敌基督的阵营，也是为了高举基督与祂荣耀的福音。唯有基督是配得天上地下一切的颂赞尊荣（腓2:6-11）。

f. 若基督门徒不进行穆宣，穆斯林将转过来向基督教徒和其他宗教人士进行宣教〔其实他们已经在积极这样作〕，结果带来的将是更大的混淆、黑暗与败坏；g. 至今穆宣仍是最被忽略、最少成效的福音工场，它也是对基督教会“信、望、爱”真实性的最严峻考验与挑战。为此普天下基督门徒有需在此任务上坚强崛起，勇往直追。h. 无远弗届的新兴网络是穆宣的天赐良机。穆民群体显然投入巨资利用网络传教，基督门徒岂能落后？

（2）穆宣 — 新千年给华族基督教会的契机

伊斯兰得以迅速崛起的一重要因素，是当代各基督教派不趁早同心竭力把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蒙古人和波斯人等族群福音化，反而更多消耗时间精力在神学课题的内斗内耗。面对当今伊斯兰对普世福音使命的挑战，是基督教会不分东西群起应对的时候了。愿这新的千年成为普世蒙恩的华人基督教会扛起“普宣”的契机，尤其在“穆宣”这一块作出贡献。比较欧美基督教会，当代的华人教会参与穆宣似乎有特别优势如下：

看来先知穆罕默德对中国曾有相当的憧憬，且有流传的圣训谓：“为了追求知识可去到中国。” 就算这圣训缺权威性，其存在乃反映了中古穆斯林对中国的敬意。据说第七世纪欧斯曼大教长就曾派遣使团到中国唐朝拜访，而在过后的阿巴斯王朝黄金时期（公元750-1258）更是跟中国进行了频密的贸易，特由海路联系广州与巴格达，从中国输入丝绸、茶叶、瓷器、纸张等珍品；此外还有陆上丝路。阿拉伯人也从中国学了造纸术。另有旅行家昔拉夫（Abu Zayd al-Siraf）形容中国官府处事有序，人民勤劳，手工精巧；欧洲人则被看为野蛮落后，尤其是擅于劫夺的北欧维京人（Vikings）。[[55]]

穆斯林对欧洲人既有了先天的轻视，加上日后十字军东征和彼此间诸多的征战冲突，以及近代拓展的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物质主义、世俗主义、自由主义、无神主义等意识形态，导致穆斯林越发敌视欧美，批判西方的信仰与道德沦落犹如长麻风！再由于当代9‧11〔盖伊达〕、阿富汗〔塔利班〕、叙利亚与伊拉克〔ISIS伊斯兰国〕、伊朗、巴勒斯坦等与欧美有所关连的动乱引发战争与冲突层出不穷，添加了更多的新仇旧恨。这一切都致使欧美人士向穆斯林传福音难上加难。

在基督宗教与伊斯兰关系的历史中，曾出现一些高瞻远瞩的学者与领袖。例如阿奎那就曾主张不能以压力强迫异教徒归主；培根（Roger Bacon）反对十字军，提倡以爱心、宽容与和平的方式传道，并鼓励学好语文为福音作见证。教宗洪诺留四世（Honorius IV）提倡学习阿拉伯语，且在巴黎大学开课。14世纪欧洲数处大学开办了东方语言学系。圣芳济（Francis of Assisi）曾远赴埃及向穆斯林大教长作个人谈道。鲁雷门是13世纪西班牙的穆宣英雄，曾多次到北非布道且在那儿殉道。

亨利‧马廷（1781-1812）是近代知名的一位穆宣勇士。他把新约圣经翻译成很优美的波斯语等语文，也在穆斯林中间无畏为主作见证。撒母耳‧慈运默（Samuel Zwemer）乃是20世纪著名的“穆宣使徒”（Apostle to Islam），曾在埃及与阿拉伯一带宣教，举办穆宣会议，到各国呼吁青年投身穆宣，同时也著作等身。从领人归主人数角度看，历代以来这些穆宣伟人所获的成就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与生命见证等视角看，他们都作出了伟大贡献。

六百年前，中国钦差大臣郑和曾率领庞大舰队下西洋，主要目的是搞亲善外交，给中国在海外添加了声威好感。六百年后，当前中国更为强势的“一带一路”（OBOR）外展宏图，大体上已扩张且深化中国对海外世界包括许多穆斯林国家的影响。福音使者当可借助于“一带一路”拓展的契机，把福音带入所及区域，特别给相遇的穆斯林群体。

上世纪的40年代，中国曾兴起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中国西北圣经学院副院长马可牧师于1942领受福音朝西传递的异象，也为此推动了“中国基督徒遍传福音团”。另一边厢，山东潍县灵修院院长张谷泉牧师有感发动仿效安提阿教会宣教榜样，并于1946成立“西北灵工团”，热心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对象族群涵盖中国西北地区和西亚沿途的许多穆斯林国家。这愿景也于上世纪90年代获得中国内外好些华人教会的响应与传述，唯祈盼更多转化为具体策划与行动。

（十）穆宣：先决装备、前车之鉴与考量课题

（1）从事穆宣当有的装备

a. 对穆斯林真诚的尊重与爱心；b. 认识伊斯兰教：历史、现状、教主、教义、功修、强势、弱点等；c. 确定基督信仰比伊斯兰优越的要素；d. 确定福音的核心价值与穆斯林的真正需要〔不与文化现象混淆〕；e. 对历代以来的“基‧伊”关系和当代趋势有所认识并晓得如何汲取教训，正面处理；f. 知道如何回应穆斯林将会提出有关神学/信仰课题的挑战：加强辩道护教层面的装备；g. 认识不同穆民群体的社会特征并适应之道〔特别在语言与生活层面〕；h. 持久的信心、盼望、爱心，并准备为此受苦甚至殉道的心志；i. 教会/宗会全力的代祷与支持，包括接纳与牧养归信者。

（2）穆宣的一些“前车之鉴”

a. 避免〔或减少〕差派互相敌对的族人到对象群体为宣教同工；b. 尽量使用对象群体之心灵语言；c. 宣教机构之间分区或分群合作而非彼此竞争；d. 避免与国内外之政治权位结构挂钩以免受连累遭殃；e. 认清并通过适宜的抉择机制/管道以求果效，但避免以数据报告定果效；f. 确定福音的内容与本质，本色化/处境化地传递信息；g. 针对不同需求对症下药；h. 事工着重在建立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i. 天灾人祸中掌握更多领人归主的契机。[[56]]

（3）穆宣“C5深层处境化”（C5 Contextualization）进路的危机[[57]]

当代从事穆宣的“同路人”对“本色化”（indigenization）/“处境化进路”（contextualization approach）比较投入的探讨已约有半个世纪，其中自有其必要性与恰当性。笔者认为C1~C4的处境化适应，涵盖文化、语言、形式等成分是正面的，可择优而行。引用古兰经文为切入点谈道也是可行，只要阐明基督信仰并不认同古兰经是天启圣典，但可认同它受到新旧约圣经影响，其中含有些启示元素如一神信仰、末日审判等。

然而经过多年的观察考量，笔者不认同进入到C5深层处境化，即在形式上尽量与穆斯林认同，以使用“基督徒”名堂为顾忌而自称“耶稣的跟随者”（Follower of Jesus），或“弥赛亚穆斯林”（Messianic Muslim），甚至直接自称为“穆斯林”〔广义指“顺服阿拉者”〕。这穆宣模式乃称为“内潜者运动”（Insider Movement），推动者祈盼借此途径方便引领更多穆斯林归主。

按笔者观察，尝试参与C5模式的同工心中常蕴藏着诸多惧怕、自缚，甚至有矛盾、虚假成分，因此恐怕到头来将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福音的核心内容与本质乃要求基督门徒凭着基督里的信、望与爱勇敢地向普世人宣告基督耶稣是主 —— 救赎主、复活主、审判主、神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这核心信仰乃是与伊斯兰主义绝对抵触，怎么可能混在他们当中模仿“穆斯林”呢？对方也绝不会容纳妥协。这也犹如把灯盖在床底下！

笔者深恐尝试C5进路宣教同工结果将沦为自欺欺人，也可能给自己或家人带来压力、郁虑甚至人格分裂〔具有真实个案〕。30年前笔者曾听J.D. Woodberry教授说在孟加拉有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C5隐藏式“耶稣的跟随者”，一个涉及的领袖也因而名噪一时，但过后Woodberry教授却感叹地形容该领袖已如“尼足”（feet of clay）崩倒！在某些较偏僻地区或许会有小群以此模式跟随主，但恐怕也难以持久。若进入到所谓的“C6”更是等同于信仰的自虐甚至自杀！有关孟加拉“内潜者运动”的不当行径可参answeringislam.org提供的的相关资讯。[[58]]

见证当前北非福音教会正在崛起的资深电台宣教士巴萨姆‧玛达尼（Bassam Madany）呼吁回到圣经宣教模式而非混淆的处境化C5进路。[[59]] 贾‧史密斯在英国伦敦Kensington Temple一相关讲座十分质疑C5/C6模式的可行性，并引述了澳洲三对投入此模式的宣教士结果反而被同化成为穆斯林的悲剧！[[60]] 然而笔者祈盼，在面对走C5〔甚至是C6〕路线的信徒时，不好立即敌视批判，而是先关切地聆听、了解，再针对实际的情况与需要以真理与爱心交流、纠正、互勉。

（4）与华人基督教会共同探讨的课题与挑战

a. 今日华人教会有哪些教会/机构/专家学者对穆宣有所看见与负担？其中哪些有所装备与作为？b. 今日华人宣教士有哪些在穆斯林群体中见证服事？他们是谁、在哪里、情况如何、是否得到所需支援？c. 有心从事穆宣的基督门徒可到哪儿接受培训装备？d. 北美有成千上万的各领域基督徒专家学者，是否考虑带职到穆斯林群体中服务与见证？〔感恩：近年在北美、港台等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教会关注穆宣，甚至远至中东，尤其在协助客工与难民，以及救灾层面。〕

e. 在欧美之学术与专业领域可碰到一些穆斯林，华族基督徒同学/同事可如何与他们分享基督福音？f. 中国有数千万穆斯林人口，如何在他们当中作主的见证？是否到他们当中带职服侍？g. 是否有些委身的门徒到中东一带接受阿拉伯语教育与装备？h. 是否考虑设立汉语穆宣培训中心？若有需要可设于何处？如何操作？h. 最大挑战是如何充分使用多媒体网络把福音有效地渗透入穆斯林社区？可如何进行？求主兴起百万大军成就此事！

（十一）末了的话

基督门徒必须爱穆斯林。真爱必须是真理的爱，也是舍己的爱。正是为了这爱，基督门徒不敢不付代价向穆斯林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是真主天父上帝赐予全人类〔包括穆斯林〕的独一无二救赎主与生命主，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因此基督门徒不得不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质疑穆罕默德为圣经道统先知的职分，并批判伊斯兰为误导人类进入灭亡的敌基督宗教。若非彻底改革，伊斯兰政教混合的霸道与黩武霸权更将给全人类带来大灾难。

原则上从宗教学与社会学角度说，基督门徒都必须尊重伊斯兰与穆斯林，并竭力寻求与众人和睦共处；但弃绝不伦不类的所谓“基斯兰”（Chrislam）混杂主义，即把两个宗教的一些信仰与礼仪元素混在一起，或加上塔木德犹太教的宗教大同（Ecumenism）。[[61]] 基督门徒乃深切祈盼，为了全人类的好处，伊斯兰能原则性废除任何形式的宗教霸权与暴力，且给予所有人〔包括穆民〕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若能作到这一点，从社会与宗教学角度说，伊斯兰仍可与其他宗教一样被尊重为正派宗教。

然而从基督福音角度说，基督门徒必须是永远宣讲“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徒4:14），以及唯有基督是引领人类归向天父的“道路、真理、生命”（约14:6）之福音信息。但愿所有基督门徒都靠主直接或间接地满怀信、望与爱，履行穆宣使命。

; https://www.the-sun.com/news/213718/muslim-population-of-england-smashes-three-million-mark-for-first-time-ever-figures-reveal/

[[2]]      参 皮尤2017-07-17和2018-01-03的报告。

[[3]]      参 “Ir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ikipedia.org;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re-the-non-religious -becoming-the-new-religion-105446。

[[4]]      较代表性的有 The God Who is There (1968)、Escape from Reason (1968) / 汉译本: 《理性的规避》(1971) 和 How Should We Then Live?(1976) / 汉译本: 《前车可鉴》(2008)。

[[5]]      Patrick Sookhdeo, Global Jihad: The Future in the Face of Militant Islam (McLean, VA: Isaac Publishing, 2007)。

[[6]]     Patrick Sookhdeo, The Death of Western Christianity (McLean, VA: Isaac Publishing, 2017)。

[[7]]      Patrick Sookhdeo, The Challenge of Islam to the Church and its Mission (McLean, VA: Isaac Publishing, 2009)。

[[8]]      Sookhdeo, The Challenge of Islam, pp. 114-117。

[[9]]      Bernard Lewis, The Crisis of Islam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2003), pp. 31-32。

[[10]]      Lewis, The Crisis of Islam, p. 164。

[[11]]      William Kilpatrick, Christianity, Islam, and Atheism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 2012), p. vii。

[[12]]     Kilpatrick, Christianity, Islam, and Atheism, pp. 4-7显示欧洲世俗主义面对伊斯兰主义时的懦弱屈服。

[[13]]      参 Kilpatrick, Christianity, Islam, and Atheism全书。尤其第4~5章揭露所谓“启蒙/自由”人本世俗主义与无神主义的肤浅与空洞, 与其必败于伊斯兰主义的原委 (pp. 53-76)。其第13章提述为何所谓“中庸”伊斯兰本质上并不中庸 (pp. 181-201)。

[[14]]      Kilpatrick, Christianity, Islam, and Atheism, pp. 226-263。

[[15]]     Darrow L. Miller, Emancipating the World: A Christian Response to Radical Islam and Fundamentalist Atheism (Seattle, WA: YWAM Publishing, 2012)。

[[16]]      伊法连‧卡尔斯的观点可见于 Jamie Glazov, “Interview on Islamic Imperialism with the Author of the New Book ‘Islamic Imperialism: A History’, Efraim Karsh”, Frontpagemag.com, 2006-05-05。

[[17]]     这里意思是说历史上没有什么“巴勒斯坦国” (Palestine State), 因以名称而论它即旧约圣经所提两千多年前〔与阿拉伯人毫无关系〕的非利士人 (Philistines)。公元第二世纪罗马人灭了以色列后把其土地改称为非利士丁。此后也没有人在此立国。伊斯兰奥图曼帝国统治时期乃是把这片土地分为三个辖区 (sanjaks)。一战后它归由英国托管至1947联合国通过在这土地上分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参 Ng Kam Weng, “Was There a Palestinian State in History: The Historical Facts”, krisispraxia.com, 2021-05-20。

[[18]]      Mark Steyn, America Alone: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06)。

[[19]]     Mark Steyn, After America: Get Ready for Armageddon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11)。

[[20]]      参 (i) Bat Ye’or, The Decline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under Islam: From Jihad to Dhimmitude (Madison,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P, 2010); (ii) Philip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Thousand-year Golden Age of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Asia – and How It Di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 2008) / 汉译本: 菲立浦‧詹金斯,《失落的基督教世界》(加拿大恩福协会, 2016); (iii) Raymond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 Fourteen Centuries of War between Islam and the West (Boston: Da Capo P, 2018) 都甚具警惕性。

[[21]]      Robert B. Spenser, The Truth about Muhammad: Founder of the World’s Most Intolerant Religion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06)。

[[22]]      参Raymond Ibrahim, “Muslims Serve as Islam’s ‘Eye’ on the West”, Frontpagemag.com, 2021-04-12; 汉语版参http://www.ysljdj.com/topic19/tc-19-160bp.html。

[[23]]      David Pawson, The Challenge of Islam to Christians (Reading: David Pawson Teaching Trust, 2014); 大卫‧鲍森,《伊斯兰的挑战》, 陈凯琳译 (台湾以琳书房出版, 2015)。

[[24]]      大卫‧鲍森,《伊斯兰的挑战》, 页17-20; 页123-135。

[[25]]      大卫‧鲍森,《伊斯兰的挑战》, 页55-79; 页81-93。

[[26]]      大卫‧鲍森,《伊斯兰的挑战》, 页137-158。

[[27]]      大卫‧鲍森,《伊斯兰的挑战》, 页159-178。

[[28]]      大卫‧鲍森,《伊斯兰的挑战》, 页179-205。

[[29]]      资讯来自Alisina.org的更新报导, 2017-09-10。最先报导者为Time.com驻雅加达学者/通讯员Marco Stahlhut。

[[30]]      关于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输出极端伊斯兰主义的事宜,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沙维特 (Uriya Shavit) 也曾在《2016中东秋季刊》(Middle East Quarterly Fall 2016)发文加以批判 (https://www.meforum.org/6272/can-western-muslims-be-de-radicalized)。

[[31]]      大卫‧鲍森,《伊斯兰的挑战》, 页204-227。

[[32]]      John L. Esposito,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about Islam (Oxford: Oxford UP, 2002)。从页12、117-136等中有关先知穆氏身份、伊斯兰与圣战/暴力等相关课题的回应, 显然可见作者的袒伊情结。他总是站在粉刷伊斯兰的立场论述, 甚少回溯历史的实际发源与拓展状况, 也未曾为千多年来被戮杀压制的群体申诉。

[[33]]      Andrew G. Bostom, Sharia versus Freedom: The Legacy of Islamic Totalitarianism (Amhers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12), pp. 51-106。

[[34]]     John L. Esposito, The Future of Islam (Oxford: Oxford UP, 2010), pp. 3-9〔参阅“导论”章〕。安姆丝壮为此书撰写的“序言” (pp. ix-xi) 也表白了同样立场。另参 Kilpatrick, Christianity, Islam and Atheism, pp. 185-186。

[[35]]      Raymond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 Fourteen Centuries of War between Islam and the West (Boston: Da Capo P, 2018), pp. 52-53〔参阅注脚〕。

[[36]]      Bostom, Sharia versus Freedom, pp. 383-389。

[[37]]      最先发布于波兰的euroislam.pl网站; 山中老人的汉译。参 https://mp.weixin.qq.com/s/ 9b0rUXx_-3VTk2YdFwIlRQ。

[[38]]      Mark Durie, “Why Macron's Plan to Tame Islam Will Fail”, meforum.org, 2020-11-27。

[[39]]      参https://www.academia.edu/44704646。

[[40]]      参 Ibn Warraq, (i) Why the West is Best: A Muslim Apostate Defense of Liberal Democracy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11); (ii) Defending the West: A Critique of Edward Said’s Orientalism (New York: Prometheus, 2007); 等等。

[[41]]      Janet T. Folger, The Crimin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Sisters, OR: Multnomah Publishers, 2005)。

[[42]]      公开信部分摘录/编译William Shao/狄铂娜; 北美动态专稿。原文链接: https://www.drjamesdob son.org/about/august-newsletter-2020。

[[43]]      参 “Muhammad Abduh”, Wikipedia.org, last edited on 2020-10-09。

[[44]]      Miller, Emancipating the World, p. 19。

[[45]]      Gabriel Said Reynolds, The Emergence of Islam: Classical Traditions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Minneapolis: Fortress P, 2012), pp. 178-179。

[[46]]      Reynolds, The Emergence of Islam, pp. 180-181。

[[47]]      Miller, Emancipating the World, pp. 99-100。

[[48]]      Mustapha Akyol, Islam Without Extremes (New York: W.W. Norton, 2013), p. 197。

[[49]]      Akyol, Islam Without Extremes, p. 215。

[[50]]     Kilpatrick, Christianity, Islam and Atheism, pp. 26-27。

[[51]]      Albert Guillaume, The Life of Muhammad: A Translation of Ishaq's Sirat Rasul Allah, 1955 (Karachi: Oxford UP, 2015), pp. 271-272。

[[52]]      Guillaume, The Life of Muhammad, pp. 270-277。

[[53]]      Louis Palme, “Allah Is the Big Lie”, islam-watch.org, 2014-10-08。

[[54]]      见Jay Smith, “An Introduction to Islam in the West”, YouTube, 2018-05-10。也收置于online learning.ibiol.org的“KT Online Learning”系列。阅者可从本书末后的“参考资料”篇得到更多辩道护教的资讯。

[[55]]      参 Jan Keulen, “The Chinese through Abbasid Eyes”, middleeasteye.net, 2015-06-12; 文中亦提及阿巴斯王朝如何看印度和欧洲。另参 John W. Chaffee, “The Muslim Merchants of Premodern China”, Cambridge.org, August 2018。

[[56]]      “前车之鉴”论点乃参阅 J. Dudley Woodberry, “When Failure Is Your Teacher: Lessons from Mission to Musli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13, no. 3 (July-September 1996)。美国《大使命》季刊, 1996年8月。

[[57]]      “C1~C5处境化进路”指为了排除穆斯林信主的障碍, 宣教士尽量在文化与仪式层面与穆斯林的处境认同或适应化。C1~C6代表这过程不同层面的进程, 如C1代表把从异文化带进来的那套照单派上用场; C2代表采用了当地语言; C3加上使用无宗教因素的本地乐器、服饰、装置等; C4进而把当地宗教的某些形式基督宗教化; C5则在形式层面至少在表面上是与当地宗教认同〔如参与伊教礼拜与节期〕, 甚至自称为“穆斯林” — 即所谓的“信弥赛亚的穆斯林”（Messianic Muslim）; C6 者则在外表完全是穆斯林, 只在个人内心信耶稣是救主云云。参 John Travis, “The C1 to C6 Spectrum”,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3rd ed., pp. 658-659 (https://www.frontlinemissions.info/the-c1-to-c6-spectrum)。

[[58]]     参 作者的话, “勇敢、表里一致, 与真知的穆福 (回宣)”, http://www.ysljdj.com/words/tc-words-11.html。另参 Edward Ayub, “对基督徒涉足某种宣教方法之观察与回应 (孟加拉)”, 2014-12-02等文稿。

[[59]]      参 Bassam M. Madany列于本书末后网站资料 (c4) 段的“Learning from the ‘New’ Maghrebi Christians”一文。

[[60]]      参 Jay Smith, “Yahweh vs Allah in the Insider Movement”, YouTube。另参International Bible Institute of London (IBIOL), https://www.kt.org/onlinelearning/。

[[61]]     参 “Nigerian Chrislam”, Wikipedia.org; “Unity through Diversity: A Case Study of Chrislam in Lagos”, Cambridge.org, 2016-10-24; “What is Chrislam?”, gotquestions.org。另参 Matt Slick, “What is Chrislam?”, 2021-05-18, https://carm.org/islam/what-is-chrislam/?highlight=chrislam; 汉语版: 马特‧斯利克, “什么是基斯兰?”, http://www.ysljdj.com/topic19/tc-19-65fo.html。